读者评论

SUNNY 递交于2001-1-29

NOW I KNOW WHAT IS THE SIGHT IN THE PAST, RUDE AND IGNORANT TIME. IT IS A REAL TRAGEDY IN CHINA.

Lou  递交于2001-5-16  

I'm from taiwan , i've been watch cultureal revolution for a long time , I hope more people write their expierence for record of histery .

Masterjy 递交于2001-11-11

Do not how to say. I  g raduated from physics, never before did I know that .Li's book educated me a lot about the meaning of life.

xiangong@hotmail 递交于2001-11-12

请转告李先生：与他有同等遭遇的他的同学胡文清先生听说他写了一篇“不堪回首”托
我找李先生及他的这篇文章。现我在www.shuku.net查到。他与你同学21年。请李先生与胡文清先生联系他网址为：robincwood@hotmail.com
我是他的小学、中学、大学同学，苏先功。网址：www.xiangong@hotmail

J  递交于2001-12-18

painful!

BELL 递交于2002-9-8

反右、文革等历史，是当代中国最黑暗的一段历史。其野蛮、恐怖和悲惨之状远超过现在青年的想象。他们甚至不相信这段历史曾经在中国发生过。我们一直指责日本企图让青年忘记二战，反复教训他人：前事不忘，后事之师；而我们有些人却总想让我们淡忘掉发生在我们国家的这段惨痛历史。

大跃进导致我国几千万人非正常死亡 ，文革中有十分之一的人受到迫害，没有任何法制、人权可言。中华民族传统优秀美德、文化、人的基本权利受到前所未有的践踏。李先生的书仅披露了他个人的经历，实际情况更为残暴。

巴金先生呼吁建立文史博物馆，以此来警示后人，永远勿忘痛史，永远勿让这样的历史重演。让我们共同思考，为什么会发生这一切，如何防止重演 ，如何在中国建立真正的民主、自由和法制，永远彻底消灭专制和独裁，让人性和理性之光照耀每一个人的心灵。

我也深深钦佩李先生的勇气，敢于直书，不惧高官，不为贤者讳，让我们了解了一段真正的历史，而不是被粉饰的历史。

由于文革的许多当事人还在，如实写下这段历史是需要极大的勇气。但是为了未来，为了让子孙后代不再重蹈历史的复辙，必须让青年记住并了解历史，我恳切呼吁有更多的人来做这个工作。

傲岸 递交于2002-11-11

是中国近代史的浓缩版。只是被记载下来的太少了。

Laters 递交于2002-12-7

先生及先辈的痛苦不会白受，终有一天，我等后来者会给您们一满意的答复或者是让您们的在天之灵感动的祭奠！

天堂鸟 递交于2002-12-14

李老先生昨日下午已飘然而逝，带着未曾实现的理想和抱负永远离开了我们。他在人间饱尝痛苦(前半生是政治上的迫害，后半生是疾病的折磨)，现在他终于可以解脱了。老先生一辈子讲真话，讲科学，讲良心，为“指鹿为马”的当权者所不容，铸成一生的不幸，这真是中国的悲哀!

Prlutj  递交于2002-12-16

《不堪回首》的作者李梧龄在三天前去世了。

悲哀中国  递交于2002-12-20

先生真的走了吗？我没有看见相关的新闻。

去了也好，这样的一个人世，先生活着也是生气，希望先生能到达一个自由和民主的天堂。

未来战士 递交于2003-10-7

想想吧，为什么李老先生会有如此残状，我本人以前是十分赞同社会主义，但从参加工作以来我就看见了共产党是一个专制毫无民主的政党。我的父母都是老党员、国家的高级部，我认为李老的悲惨经历完全是一党专制所造成的，讲明了就是毛泽东造成的，为什么现在当局要回避文革，还不是要给躺在天门广场上的老毛挽回一点面子？难道文革就都是林彪和四人帮造成的吗？如果没有老毛的照顾，小人会跳上历史的舞台吗？我不否认中共在改革开放中取得了举世注目的伟大成就，人民的生活有很大改善，但是我不得不承认这里面有好多阴暗面。李老的遭遇是一面镜子，折射出了在那个时代的悲欢离合，芸芸众生为了生存，放弃了自由。做为一个大学生，我好悲哀，为李老悲哀，为中共的虚伪悲哀，为中国悲哀，为自己悲哀。

牛仔裤 递交于2003-10-17

我自己是一个还未被公众所认识的作家。我的长篇小说的背景是在美国，想讨论的是东
西方文化之间的一些问题，还描写了许多文革受难者的故事。小说以大团圆结局。作为一个同情和怜悯者，在书中我用了特殊的意想不到的方式使这些文革受难者最后都得到了灵魂上的解脱和做人的尊严。李老师《不堪回首》一书中描写的农场中一个受难者的经历使我受到启发，从而构思出了小说中最重要的人物。他是我小说的关键之关键。这一人物形象将永远留在我的小说里，愿李老师在天之灵得到安慰，这是我对您永远的纪念。

阿苗 递交于2004-8-2

李梧龄是好样的！

浅水 递交于2005-2-18

请告诉读者这本书在什么出版社出版，哪儿可购到这本书。
请作者李梧龄给上海复旦大学第七宿舍邵加陵先生寄去此书一册，谢谢！
读者浅水

佳令 递交于2005-2-18

李梧龄先生千古！这么一个决不低头的人他是昂着头走进天国的。
李梧龄先生不朽！

侠 递交于2005-2-21

李老先生的“鸡猴”论，实在高明至极。唯独统治者们拿着刀，余者皆转换于鸡猴之
间，躲闪于刀俎间，无一幸存.。引用一句唱词：誓把反动派一扫光，有朋友戏解为誓把反对派一扫光。

李勤 递交于2005-5-24

从我出身的这一天，我父亲就是右派。由于父亲每次探家时，总是抱我，买东西给我吃。除了懂得父亲是右派这一事实外，我从不了解父亲的真实生活，不知道他吃得是什么苦。在父亲过世五年后的今天，是李先生让我懂得，了解了我父亲的大半辈子。谢谢李先生。

同济学生 递交于2007-6-16

李梧龄老师千古。
历史教训我铭记在心。我想，我知道自己以后该怎么做。

Kylix  递交于2007-10-11

李梧龄千古！

同病房另一个病犯是个被判二十年的间谍。我初一听其罪名吃了一惊，总算碰见一个真反革命了。不料一问之下，免不了发笑。

    他原因家穷去香港谋生，当了海员。文革时来沪探亲，见到了他的姑妈。他那姑妈是南京路某著名钟表店（记不清是亨得利还是亨达利） 的老板娘， 对他说：“不得了啦。我的外国股票全让抄家的给拿走啦，我的好侄儿，你帮帮我，回到香港后帮我去挂挂失。”就这样他回去做了这件事。事后，抄家的不知怎的知道了，对老板娘严刑拷打，老板娘心想我侄儿已去了香港，你们也奈何他不得，就招了出来。时隔几年，侄儿的老婆要生孩子了，想着大陆上费用便宜，来了广州。于是被捕，这就是他的间谍大罪！

    我在监狱医院住了几天，又被送到八号监。在关进一间牢房时一看门上插的姓名牌，心中一喜，原来里面关着杨兆龙。我们谈得很投机，交谈了当年复旦反右运动的事情。他的故事是这样的：

    杨兆龙是江苏省常州人，小时出身很苦，放过牛。是亲戚资助他读的书，后来在上海圣约翰大学毕业，在一个民事法庭里当推事。然后考取了当时的公费留学，1935年在美国哈佛大学取得了博士学位，因为他成绩卓著，哈佛大学出资送他去了德国柏林大学，又得了个博士学位。于是回国，受聘于国民政府，后来官至最高检察长。那是一个终身职。

    他有一个妹夫是地下共产党员，在其影响下，他挽救了许多被捕的共产党员，他说他也曾企图营救王孝和，但因其破坏发电机证据确凿，而且此事连蒋介石也关注了，未能救成。

    共军渡江南下时，他受命去广州，但在其妹夫的动员下，他留了下来，以至国民政府在广州发布了通缉他“携印逃跑”之罪。

    南京解放了，许多共产党人来看他，握着手谢他救命之恩，他也在人民政府中有了职位。不久，他感到与一些党员干部（指的陈其五）难以相处。便离开了官场到苏州东吴法学院当院长。不久，该法学院解散，他到了复旦大学。复旦的法律系说他是资产阶级法学家，拒绝聘他。他说：

    “幸亏我因为有亲共的思想，在美国时学的第二外语是俄文，会教俄语，才免于失业。”

    1957年，以“相信毛主席要相信到迷信的程度，服从毛主席要服从到盲从的程度”而官运亨通的柯庆施请他和王造时吃饭，席间说：你们都是法学家，我们国家法律不健全，请你们多写文章。就这样，他们都上当受骗成了右派。

    说起王造时，他说那时王去过北京，周恩来请他吃饭，说你们七君子，解放后除你以外都当了官，是不是也安排你出山当个副部长呢。王听了很得意，回来到处对朋友们说，这也促使了他的鸣放。

    打成右派后，杨兆龙先是被降职降薪。后来他的儿子企图到国外去，被以叛国罪判了十六年刑，他则以“幕后策划”之罪被判了无期徒刑。

    我遇见他时他已很衰老了。是因为心脏病住在八号间里。他天天在写东西，我问他写什么？他说写歌颂秦始皇的文章，我就大不以为然，问他难道真认为秦始皇值得歌颂吗，他说当然不是，那我就说你又何苦破坏自己的一身名誉呢。他说；

    “任何在强制的条件下写的东西都在法律上是无效的。我已判了无期徒刑，只有这一条路可争取了。”

    我就向他指出，这是无用的，一个狱卒又怎么可能决定你我的命运呢。英语中狱卒叫turnkey不过是转钥匙的而已。 在此他们是成事不足，败事有余，只可能折磨我们罢了。他听了点头称是。但他向干部递纸条却使其他人犯了疑心。以为他是在告密汇报。有一次放风，在走廊里来回散步时，他站在一个报栏前看报，一个小流氓就隔着报栏从下面去撕他破皮袄下挂下来的皮。这事被我看见了，我就指责那小流氓，不料那家伙不服气，和我扭了起来，幸而被人拉开，那小子被人一拉，心脏病就犯了，被人送去急救，要是我揍了他可就糟了。

    我和杨老先生愉快地过了十几天。后来又回到了放马场。隔了一阵我收到了杨的一封信，他就写白茅岭农场李某收，居然也收到了，信中说他获得了特赦，发了一套衣服，每月给一百元生活费，他去了杭州郊区跟他女儿过。

    我仍在病号组或蔬菜组，并坚决要求不吃盐，虽然吃得差些但有两个好处，一是免去了和大家分菜的麻烦，那也是很不卫生的。二是人们都相信不吃盐就没有力气。于是我有了做轻劳动的借口。这时，一方面由于劳动不重，二方面干部的精力全被文革中来的那些小青年所吸引。这些人不是打架就是偷着吸烟，忙得干部不亦乐乎。我就等于得到了掩护。我还碰到了三位好学的青年，我编写讲义教他们学数学。这时，同来的人中开始有人出狱了，我通过他们带过几次申诉信出去。因为在狱内是不允许公开上诉的，那就犯了不认罪服罪的大错，要被批斗的，人人都必需象唱山歌一样唱认罪服罪的调子。干部们也明知这是假话，但就是要你唱。有时我故意说些如“我的思想反动，竟然会不相信大跃进亩产万斤的明显事实”等反话，引得大家捂住嘴笑，干部们也奈何我不得。

    1976年9月我正在脚手架上做小工提泥桶， 忽然听见远处收音机中的哀乐声，我算计了一下，就知道大概是什么事了。果然，下午就见分晓了。我舒了一口气，这一天总算来了， 他没有能活到120岁！我当时的心情真有“时日害伤。予及汝皆亡。”的感觉。

    第二天晚上读报时，一个喜爱读报的青年人在朗读时误将“唁电”读成了“贺电”。马上挨了一顿打，还被关到拘留所去。其实我们的报向来报喜不报忧，这个识字不多的人读溜了嘴，他何尝有什么思想呢。然而这也算是伟大人物的余威吧。可恶的是自有人象检到了宝似地作出反应去报告。

    1978年开始，听说了平反的事，第一个被平反的案例却不能引起大家的兴趣，那是他们的自己人。这人叫包如田，他原是上海市监狱的一名狱警，当年公安局副局长杜蔚然常到监狱去，在一间办公室沙发上和一名女秘书鬼混，令他在门外看门。有一次，杜完事后走了，他跑进去对那衣服不整的女警察贼头贼脑地说

    “怎么样， 我们again一下如何？”那女的只好顺从了他。文革时，杜下台，

那女的控告他们欺负了她。他被判五年，在放马场做事务犯，刑满早已是场员了。

那时杜已没事了，他的平反也在意料之中，虽然大家都认为他是个真正的罪犯。

    第二个被平反的是一位工程师，他其实不是中国人，大概是印尼人，早年来中国学成后在工部局当自来水工程师。他喜好电影，在文革抄家时被搜去了许多东西，甚至开了一个展览会以说明他的资产阶级思想。其中有一叠电影画报。在一本中有一封蓝萍写的公开信，那信的内容是说：某某人写信说他和我如何如何相爱，而我抛弃了他，其实我从来也没有爱过他云云。后来抄家物资发还了，但有造反派来向他借画报，他又不敢不借。借的人看了那公开信传开了，被人检举，供出了画报来源。他就被判了五年。

    第三位被平反的是同济大学数学系的教师叶世源，但他已服满了十年的反革命刑期。

    12月的一天，我被从工地上叫回去。来了两位上海市高等法院的人，对我说

    “你的申诉收到了。”天啊，我的申诉可是好几年前写的呀。接着他们向我宣布了平反。但是又说

    “考虑了你的前途，我们去过复旦大学，可是他们不能接受你，所以你只好在农场做场员，并考虑你已一无所有，给你一千元生活补助费。”

    当天我搬到了晒场和一位场员同住。按照那里的规矩，我至少要半年以后才有可能探亲。但幸好那时将要过年，管教队长正愁没法往上海家中送只鸡呢。所以就开恩批准了我半个月的假回上海。

尾声

    1978年底我到了家中。就听说了有个55号文件是关于处理右派的事的。便到处去打听其内容。我们的政府是用内部文件来处理人的，被处理的人根本就看不到有关的文件。我去了复旦物理系，钱孝衡装作完全不知道我的情况，说对我的事他们无能为力；事实上，9月份发下的55号文件是明确规定原单位应负责安排工作的。在失望回家的公共汽车上我忽然看见前面站着的人很面熟，便碰了他一下问

    “你是宗祥福吗？”这是当时一同毕业又住同一宿舍的同学。他注视了我一下，就认出了我，但他说：

    “我早就知道你要回来了。”

    “为什么？”我有点惊奇地问。

    “因为我在系办公室偶然看到一份你的材料，当然并未见到内容，但听他们说你要回来。”

    “可他们告诉我，我既是当年被开除的，他们完全管不着。”

    “不过我劝你还是不要回来为好。”

    “为什么？”

    “因为如果你回来了，还是没人敢和你说话的。”

    “那末你呢，也不敢吗？”

    “是的，我也不敢的，这你可不要怪我。”

    “我能理解，那你认为我该怎么办。”

    “你最好去找个业余大学，现在每个区都有业余工业大学，待遇一样的，也有职称，工作还很轻松。复旦可并不是个好地方。”

    55号文件的事并不假，1979年初，农场的右派也都来了上海，大家在等处理，有原单位的各去原单位交涉。我在复旦碰了钉子后便找了些过去的老师和同学。复旦的卢鹤绂先生对我说

    “我在复旦说话全无用处，但我可以去其他学校帮你说。”

    殷鹏程先生也如此说，他们对于复旦物理系的这帮人都看透了，当然王福山先生也无能为力。在这几位的帮助下，华东师范大学和上海师范学院都表示了愿意我去工作。我又找了在交通大学工作的杜年玲同学，她说她们工程力学系也欢迎我去工作。在另一位老同学季超仁的介绍下，我去和上海科技大学物理系的负责人谈了一次，他问我如到了该校，有何打算。我说：

    “我毕竟脱离大学二十一年了，如有机会再执教，我想将所有理论物理的课程全部教一遍再说。”后来季对我说：“想不到你还有这样的雄心壮志，现在已没有人能承担所有的课程了。”我听了深感现在高校水平的下降。

    然而这些学校并无具体的通知给我。其他，我也因难友叶世源之助与同济大学的周涵可先生见了面。我看着都只是口头允许，但我又不能久留上海，便又去联系了卢弯区业余工大。而正在我将要接受复旦附中的聘请时，同济的周先生来找我了。她要我写一张坚决要求来同济工作的报告。我随手写了一张表示谁先给我工作证，我就到谁处工作的保证。她看了大为不满，要我按她意思重写。

    我这才明白，原来同济的李端生先生从在劳改局工作的一位同志处得知劳改局很奇怪，何以这个人竟有五所大学来要，然而他们无能为力。因为复旦大学把我的档案拿走了！

    于是李先生等去了复旦，他们先还抵赖，后来对他们摊牌说了消息来源。复旦无奈，算是将我从复旦调动到同济。我的身份是二级工人，月工资50元。

    当时同济物理系刚刚重建，很需用人，王福山先生在周先生去了解我时又极力推荐。同济的李国豪校长和党委书记阮某也对我还是右派表示无所谓。所以事情办得非常顺利。这时又逢李政道在北京讲学，同济的一位老先生想去听讲，便要我能马上代他的课。我爽快地答应了，但为了学生不至于反复更换教师，我提出先去白茅岭把一切手续办妥。李端生先生是位非常干练的人，马上用车陪我去了农场。我在1979年4月开始便在同济上课了。

    再说说我的一些难友们，复旦的三位都不能得到学校的帮助，只有姚福申因为他老师王中之助进了复旦新闻系。我将张亚新推荐给了复旦附中。李治章是和其他许多人由公安局安排到金山石油化工厂去的。同济大学处理得比较好，黄建基安排到第一医学院基建科，钟亮明去了铁路局。唐焕新在他家乡找了一个中等专科学校教书。

    财经学院的张嘉德的遭遇有些不同，该学校居然不认账，先是不承认他是右派了，这实在太可笑。他来回农场多次，据理力争，二年后才得到安排，回到了学校工作。另有一位白茅岭最年轻的右派叫唐志谋，当年在石油工业部驻上海的一个机构里工作，文化程度仅为中学，竟也被打成右派。等到79年回来时，那单位撤消了，他成了没单位管的人。就此失业，至今仍靠做小生意，也靠学会了烧菜当厨师为生。

    回过来再说我到了同济，几个月后，有所谓的右派改正，这种说法实在荒谬，为了维持某个当时主持反右运动的人的面子。硬把这一涉及百万人的冤案说成是必要的，仅仅是被“扩大”了，所以只要“改正”而不称平反。我分两次才得到改正，因为第一次还在决定书上写我当年确有严重错误云云。我改正后才恢复了助教职称，不算二级工人了； 过了几个月，给了400元钱叫“一次性困难补助”。不久，同济又提升我为讲师。

    我回来不久，潘宗岳就来看我，原来他平反后被安排在同济分校当教授，他是同济的九三学社负责人之一。他和我叙旧，谈得很高兴，并邀我加入九三学社，我说：

    “我理解的政党应该是以相同政见为基础的同志的集合。应以其政见来竞选，若当选，则执政。否则在野以监督政府。而所谓的民主党派是以职业来分党的，分明是分而治之，失去了政党的本意。有人以为加入了九三就是个高级知识分子政党的成员了，就可炫耀自己了，我很不以为然。再说你们的党在党章上就写上了拥护共产党，那就没有存在的价值，我若要加入你们这个儿子党，何不直接加入你们的老子党呢。”

    他说“不然，可以多个地方说说话嘛。

    “无非是去说些捧场话而已。大概每逢中秋节还有权买两盒玉佛寺纯素月饼吧。”

    “不，不，”他分辩说“现在大家也发牢骚、骂山门了。

    但我并不为他所动，周涵可先生知道了，也说

    “你最好还是加入，因为现在的事谁也说不定，有个组织也可多一层保护。”

    我回答她说“当年这些党的党魁们也都纷纷落马，还有什么保护可言呢。”

    我回想起王福山先生告诉我他成为九三学社社员的经过。那是在1952年，有人送了一张入该党的表格给他，他随手放在抽屉里。过了几天，做统战工作的一个共产党员来找他，手上拿了一叠申请加入各种党派的表格。说请你加入民盟。王说我已经有一张九三学社的表了。说着就从抽屉里拿了出来。那人便说既如此，你就入九三学社吧，那民盟就让某人去好了。这些所谓的民主党派就是这么一回事，我怎可能去加入呢。

    80年4月， 我的老师王恒守先生不幸去世。他在被打为右派后去了安徽大学。右派平反后安排到杭州的海洋研究所。平反后我们虽有书信往来，但是我还没有去看过他呢，接到噩耗，我马上去了杭州。他的夫人秦素美教授对我说王零发来了唁电，要我回沪后去谢他。我说你们还和他这种人来往吗？秦说：

    “你有所不知，他和王先生是棋友，当年的事，他也没办法。但是我们的儿子当时在复旦物理系念一年级，他班级也要打他为右派，却是王零保护下来了。”

    当时王零也调到了同济当党委书记。我就去他办公室转达秦素美的谢意。当我一进门自报姓名后，他就站了起来，迎上来用两手紧握着我的手说

    “你是一员大将啊，当年的事你可千万不要怪我啊，你们几个人都是他老人家指定划右派的啊。”

    我说“这怎么可能呢，我不怪你，但也决不信这是毛泽东指定的。”

    可是王零一再如此说，虽然我明知王福山先生曾告诉我当年就是他和杨西光坚决要定我右派的。后来没话说了，王忽然又转了话题问我有没有想到加入共产党，他可作介绍。我不禁笑起来回答说“这我可从未想过。”

    81年冬天我就不幸得了重症哮喘病，在得病后最初的几年中还能断断续续地上课。不久，根据我的能力上报了晋升我为副教授。但当时同济尚无理科高级职称的批审权，此事又落到了复旦诸君的手里。据参加会议的王福山先生透露，我的晋级竟被当初害我的华中一以升得不能太快为由而否决了。此后，职称泛滥，教授再也不代表学问了，只是工资，住房，医疗待遇的一个级别而已。于是竞争激烈。我懒于争取，加之老一辈的系主任离职。新人自然不会主动关心我。隔了几年，忽一天，听说一个业务很差的人晋级。心中不免气愤。就在一次我的一个已当上系总支书记的学生来看我时，发了牢骚说：

    “我以后工作恐怕困难了。不能参加什么会议之类的。因为如果出差开会，招待所分级别倒可不去说它。开会时发不发言呢？如一说话，人家看我并不饭桶。势必想此人这般年纪，仍为讲师，莫非有生活腐化男女问题？”。经此一来，我才升了副教授。后来，我每学期安排的课上不满几周就因病中途需停顿。而也难于有人代课。为了免受克扣工资之苦，代其他人批改作业几年，后病情控制得好些后又教了三年英文课。才挨到了退休

    同济物理系复建之初，大家干劲冲天。我们都想到理工科在一起可以互相促进，而对复旦物理系的人也看到了他们中有学问的并不多。很想大干一场超过他们。然而不久就深感在手脚被缚起来的人治封建制度下要办成任何事都是极困难的。首先就是调动人事上的困难重重，诸如此类不胜枚举。回想当时我还未得到工作时，卢绂先生曾对我说：

    “你可不可以稍等一等，我正受命组织一个新的研究所，等建成了就可聘你来工作。”

    然而到如今二十年了，卢先生已于去年作古，那研究所至今不见踪影。同济大学的李国豪校长致力于恢复医学院，至今也已二十年了仍一事无成。有一次我在和平公园恰巧遇到李校长，便和他一起散步，我问他是不是有职有权。他苦笑着回答说：

    “哪儿有什么权呢，我连造新食堂造在那里的权也没有，他们说要造在南楼那里，我也管不了。我只有批准出差坐飞机的权！”此话虽不免牢骚，却也道出了他不能放开手脚做事的苦衷。

    不久大家对政府所谓的重视教育不再心存幻想。后来在一切向钱看的原则下又看到了种种腐败现象。都明白在整个形势如此时是回天无力的了。现在，当年和我一起想把同济物理系办好的人大半已经退休，有的已成古人。出狱二十年来的所见所闻，感慨实在太多单是叙述而不加感想已无可能。而写感想又违背我写此文的初衷了。

    在搁笔前我还想说一说多年以来经常使我惊醒的一个恶梦。我每隔一段时间便重复一个可怕的梦，每次都一身冷汗地惊醒过来。然而却没有一次能回忆出梦的内容来。这是一个没有内容的梦，它有的只是一个感觉，一个恐怖的感觉，我感到的是处在一种莫可名状的环境之中而摆脱不了。感到唯一的解脱是要等待，但在难以忍受的痛苦中没有把握等得到出头的等待正是最大的恐怖。这梦一定是我在漫长的劳改岁月中所受的苦难在心灵深处造成的伤痕。在这梦里我体会到的真正含义，因为是深渊，所以无从摆脱而出，也正因为是深渊所以漆黑一团并无内容。

    清醒时在现实生活中则也会感到各种各样的等待之苦，有想办成任何事而面对限制积极性制度的束缚，只能诉诸等待的苦，但这种苦并不导致恐怖，它使人消沉，放弃任何作为。有身患重病动弹不得地什么事也做不成的等待之苦，它使人感到无可奈何。凡此种种我都经受得很多了，但最最烦人的还是那个时时吓醒我的恐怖的梦。

                                       一九九八年一月初稿

                                       一九九九年十二修订

 第十一章  放马场

    放马场劳改中队共有四个小队，每小队约一百人，其中一个小队是蔬菜队，供应本中队及附近劳改大队干部食堂用的蔬菜，三个小队种大田。大田作物以旱田为主，我们初去时主要是种山芋和花生，后来发展了玫瑰、香草（如食用香草、熏衣草等多个品种）、和梨园。这些经济作物都是供出口的，前两者送总场加工成香精后出口，后者的品种号称西湖明月梨，赶运香港市场可比日本的梨早上市一星期以谋利。

    这里的犯人以刑事犯为主，除了一般的偷盗、流氓殴斗外，很多是不足为刑事犯罪的所谓生活腐化。但也有很恶劣的强奸犯，甚至有奸污亲生妹妹和母亲的。老年犯人大多为所谓的历史问题，即在旧政府工作过的人。还有一些文革中的造反派。我曾问一个上臂有三个攻打上海柴油机厂时留下的弹孔，外号叫大熊猫的人：“我不明白你们互相打来打去都说是保卫毛泽东，争着向毛泽东献媚，到底是怎么回事？你如此革命，又怎么结果成了反革命了呢？”

    这人原来是和王洪文一起闹事的，他说起王洪文来简直也是个腰上缠练功带的打手般人物，他回答我的问题说：

    “我本来是极为崇拜毛泽东的，为了他自己命也可以不要了。有一次我到华东师范大学去开会，那会场外有三重警卫，一般人是进不去的，会议是听中央的重要录音。那是一次毛主席主持的重要会议的录音。我是抱着极其崇敬的心情去亲耳聆听最高指示的。我原以为大人物的讲话就象电影里一样威严、有力、震撼人心。谁知却完全不是那样的，我大失望。”

    “怎么失望啦？”我插嘴问道。

    “开始时，会场一片杂音，然后静了下来，知道毛来了，毛问：都到齐了没有？那声音象老鸭子叫，下面回答：到齐了。毛又问：你们谁最年轻？下面答：是王洪文。毛问了王的年龄又说了几句，口齿含糊不清。然后就是林彪的长遍发言，尖声尖气，态度十分粗暴。忽然，林大声地训斥：朱德，你怎么打呼噜啦！于是就听见朱的呼噜声，这声音马上停了下来，只听得茶杯盖的撞击声，喝茶、吐茶叶的声音，然后就是朱老总抵赖睡着了的话：”没有啊。”接着林又滔滔不绝地说了下去。忽然，又吆喝起来，问：徐海东来了没有？徐答：来了。那声音又哑又低，林厉声喝问：你说过没有你徐海东就没有毛主席，没有党中央，你说过没有？徐小声地回答说有。然后林又接下去骂街。

    “我听了以后，大失所望，心想我所崇拜的这些大人物开起会来怎么和我们小流氓差不多呢。从此我就不相信了，后来说了些话变成了反革命。”

    有陈姓父子两人同为反革命犯，老的原是上海中法中学的法文教师，中法中学改为光明中学后，他改教英文。他因和领导不和，吵了一架后愤而辞职。为了生计不得不摆地摊贩卖修补面盆用的搪瓷胶，然而却因系无证营业而和警察发生冲突，被以“走资本主义道路”之罪判十年刑。其子因帮父亲和警察吵架也以同罪被判刑七年。有一位医院的化验师，受某独生女的家长之托，在女学生的化验单上划了个正号，于是女学生获得医生证明其患有肾病而免去下乡之苦。此事被人告发，他被判以反革命破坏上山下乡罪服刑七年。

    还有很多小青年是中学生，是上山下乡后成了反革命或刑事犯的。有一位是在崇明劳动时被发觉日记中有不敬的话。还有一位到了新疆的一个煤矿里，那煤矿简直是原始条件的煤矿，嘴上叼着矿灯爬进去将煤背出来，他受不了这苦逃了出来，在半路上没路费了，不得已而偷窃犯的罪。当然也有在绝望中沦为真正罪犯的，有几个插队落户到东北的，那里男女学生住在贴邻的两间屋里，每个女学生得找个男的保护她们。男的白天出去偷鸡摸狗，女的在家为他们服务，到后来什么乱七八糟的事都发生了，简直成了群婚社会！我遇见的两个是打架伤人后逃了回来，成了流氓抓来的。有一个旧时的老流氓对我说：“从前我们做流氓是没有办法，要吃饭，所以拜老头子，为了争做生意抢地盘而打架。现在真是怪了，小青年竟会为了试试刀快不快而随便去刺人一刀。”这样的人我也的确碰到了，被刺的竟是不相干的路人。

    大队部食堂的厨子是个刑满的场员，他的案子说来简直是笑话。他原是上海市郊区的一个屠夫，有一次夫妻吵架，女的坐在门外哭，男的在屋内用刀拍桌大骂，说要杀了她。这时正好有一男一女走过，就问女的：发生了什么事。女的哭着说她丈夫要杀她，男的听见女的向外人诉苦，骂得就更凶了。路过的两人劝了一阵也就走了。不料走了几步这两人却争了起来，女的大谈起妇女权益，就回过来劝说那屠夫妻子一定要去告屠夫。并自告奋勇帮她出场写状子。这样一来居然屠夫被判了七年刑，等判决下来，其妻大叫冤枉，他们本来是很有感情的夫妇，女的以为可以吓唬丈夫一下，何尝愿他吃官司？然而来了就出不去。多年以来妻子年年来探亲，却对其遭遇无可奈何。

    劳动改造的待遇更不如劳动教养了，我们的生活费是每月七块钱。在劳动重时，加给我们吃的竟是山芋渣滓，即提取淀粉后的渣滓。后来养了猪，就连这也吃不到了。即使是自己种的蔬菜也是要记账算钱的。

    所幸劳动却比劳动教养轻得多了，这是指该劳改队的特殊情况。首先是因为地少人多，其次是劳改队规定必须干部自己带队出工，他们不愿淋雨，也怕收工晚了干部食堂好菜卖完。

    我到放马场不久，就感到身体健康已不如前，夏天时在太阳下劳动曾中暑晕了过去。到了秋天更是感到乏力。那时我被调到一个小组去，那组长是个十足的狗腿子，自恃身体强壮，逼着大家干活，以讨好干部，所以深得干部的信任，往往令他带人脱离大队伍去干单独的活。那时我们去打土墙建房，这就是用木板模子拦好了往里倒土，然后用木槌将土夯实。

    一连许多天重活干下来，扁桃体发炎了也得不到休息。有几天我晚上脱袜时感到困难，知道是脚肿，后来就整天都肿，一直肿到大腿部。然而不但不能请假，连在工地上要求休息一会儿都不行，竟会说我是因为懒，少动了才会肿的。然后就出现厌食，腹胀胸闷。我知道必有大病，便抵制组长的威胁拒绝出工。如此大闹以后，医务犯也不敢证明我有病，第二天来了队部的医生，他断定我为营养不良性浮肿，开出了营养餐。那里的所谓营养餐就是每天给相当于一只鸡蛋价格的荤菜，第一次给我的就是咸蛋，我当然拒绝了，这时我的浮肿已发展到头部，身上也出现了黄疸。于是我故意整天整夜地呼叫，弄得一房间人无法休息，他们不得不再次把医生请来。这次他开出了转诊单，送我去总场医院看病。

    幸好总场不远，当日就用一辆人力平板车将我送去，此时我头已肿到眼睛充满眼眵睁不开了，一路上只听到路过的乡下人说

    “啊呀，这个人的头怎么有笆斗大。”

    到了总场医院，在X光下看到肺的三分之一已浸在胸水里，更不要说有腹水了。化验报告显示尿中不但有蛋白，而且有管型。医生看着转诊单骂道：“什么营养性浮肿。肝炎、肾炎待排除！这样明显的肾炎都不知道！”于是就收进病房。

    白茅岭农场总场医院那时初具规模，门开在中央，进门左手是男病房，右手是门诊部，但走到底却是一大间女病房，走穿了女病房又是一个小方块走道，笔直地对着山墙上开的门可通外面，这门是被封死了的，左右又各有一门通两间重病房。病房很小，南面的只有一只病床而北面的有三只。我就被放在北面一间。我被安排在这间也许是因为病重，但更可能的是因为我是犯人，要派一个场员来同住这间看着我。则隔着女病房也不容易被人发觉。

    我得到了治疗，那里的医生态度还是好的，有一位孤儿出身的护士也态度特别和善。看守我的场员是一个原来职业为澡堂擦背的人，他曾当过新四军。谈起当年，我问他：

    “你打死过日本人吗？”他说：

    “谁知道呢，我那时在南京附近的句容当兵，说实在的，日伪时老百姓最轻松了，我们那地方既有日伪军，又有国民党的游击队，是三不管的地方，就没有人向老百姓收税。其实这三方面的军队都是有联系的，伪军或国民党游击队来前都有人通知，我们就走了，从来没有打的必要。只是有一次，真的日本人来了，得到的通知晚了，我们赶快走，我是最后一批走的，黑暗中胡乱地向后开过几枪，谁知打到人没有呢。在解放战争中也就是跟着队伍跑，我命大，竟从未打过仗。”

    我在总场医院住院的事不久就被来此看病的人传到了山下铺，黄建基听说我病得头大如斗，马上冒险前来看我，那时他还在管制期呢，他送了五元钱给我。事实上，那时我肿得眼睛张不开，头靠在床的木杠上竟在脑后压成一楞楞的条纹。有了黄赠的钱，我买了一只鸡，是让乡下人煮好送来的，我心想要慢慢地吃，第一天只喝了汤就泻了肚。

    马上我又请场员寄信回去，我妻很快地电汇了二十元来，又寄来了从新版《内科手册》上抄下的有关肾病材料。医生看了以为我家属也是医生，对我也更和气了。我有了一些钱，看守我的场员成了帮我做事，照顾我的朋友. 吊了二十几天针，肿就渐褪，也开始可以下地走动了。

    我对门的重病房先后来过三个人，都是中风病人。第一个死了后，来第二个时我已能下地了。这人是个老场员，患中风被用牛车送来，送他来的青年人把他的钱全拿走了。他躺在床上下不来，连买手纸的钱也没有。医院说这里是没有人照顾病人大小解的，要那送的人带信生产队派人来，可也没有回音。我实在看不过，就扶病去照顾他，我请护士送水来，我帮他擦洗。有一天晚上，我看他和着一件运动衫睡一定很不舒服，就对他说：“我帮你把球衫脱了吧。”他点点头，因为他早已说不出话了。可是，当我替他脱衣时，他忽然又拒绝了。我看见他脸上露出了恐惧的神色，就明白了他的想法，原来他是怕我剥去了他的财产！就只好随他去。不久，他还是死了。

    后来又来了一个中风的女场员，病比前两人都重，来时是昏迷不醒的。可不久她在上海的儿子来了，我们才知道她原是徐汇中学的教师。他儿子带着一块手表，那时带手表是身份的象征，说明不是犯人，而且还有点钱，于是小护士们围着他转，对老太的照顾也好了，她活了下来。

    我的病有好转时就开始减少激素的药量，可是减得太快了，于是又复发，又将药量加了上去。当病情得到控制再次减量时，发生了一件事。

    这时从放马场又送来了一个患直肠癌的老病人。说起这个病人实在也是个混账透了的人，他原是个废品回收站主，在灾难年头就凭了他作为家长，手头掌握着全家的副食品票、糕饼票，用此诱奸了他嘴馋的亲生大女儿。有一天他们在床上被尚未成年的小女儿看到了，他竟一不做二不休将小女儿也拉上了床。不料这小女儿干了这事倒觉得挺好玩的，到外面勾引了一批男孩干起这淫乱事来。被人发觉后在公安局里供出了这事的开头，他被判了十五年。然而他还有脸不认罪呢，说这是他的家务事，与政府何干！

    由于这个病人需要送上海市监狱医院开刀，便将我也一同送上海了。这样我就到了监狱医院。

    在监狱医院里，我从劳役犯嘴里知道王造时就住在我楼上的肝炎隔离病房里，他在文革中被判了二十年徒刑，那时已因肝病处于垂危状态了。我想到了他一家的遭遇，深感难过。

    尽管我将病情和上次药量减得太快向监狱医生作了汇报，并在每次复验小便时故意从手指上滴血进去，希望这次减药慢一些以免疾病反跳复发。可这医生并不理会，也许他的职业习惯以为我是怕劳动而想多住医院。两三天后，他就将药撤光，第二天做了一个化验，令我出院了。

    出院后，我被送到八号监。那是一个关轻病号的监狱。每间牢房关三个人算是优待了。我是下午被送到那里的，事务犯给了我一条棉被。我即对他请求，告诉他我大病初愈，在十号监医院是盖两条被子的，希望他也能给我两条，他说这事要请示队长，后来，下午的队长倒也同意了。谁知他下班却忘了此事，到了晚上，我不得已而向晚班队长再次报告。这队长一听就骂我资产阶级思想，说“哪有劳动人民盖两条被的？”他还要对我“教育”时我就调转头不理会他了。

    第二天一早，我在刷牙时突然晕倒在地，同监犯报告后医务犯来了。我是因为冻了一晚扁桃体发炎，肾病也复发了。医务犯替我量了血压，嘱我睡觉休息。后来我知道那晚班队长竟还以我顶撞了他，布置那天要批斗我呢，这一晕倒免去我一翻批斗之苦。

    医务犯要我验血，我说我只需再有一条被子，然而这却超出了他的责权。他只能开单验血，要过一天根据报告单开三天抗生素，然后再验再开药。这样，我每五天可以吃三天药，然而我每白天服药，下午好转，晚上一冻，第二天又加重。如此几天以后，我的病情加重了，不但扁桃体肿得说话困难，而且又发起了严重的坐骨神经痛，累及整条右腿不能动弹。起不来了。

    幸好约二十天后，白茅岭的车来了。来押我回去的干部见了我说

    “怎么医得比送来时还差了？”这样我回到了农场。

    我被安排在一个病号组，这组的组长是一个交通大学的马列主义讲师。叫周子杰。我以为他既是个受过教育的人，又同为反革命犯，便对他说话随便了些。谁知此人竟是个十足的伥物，竟不管我还躺在床上起不来，报告干部批斗我。一连几个月，我们进行了唇枪舌剑的斗争。真是想不到世界上还真有这般的恶人。所幸病号组都是些打得死的人，所以没人敢轻易动手动脚，凭着嘴巴利害我完全对付得了他。同组还有一位叫孟公威的老人，原当过旧政府的公务人员，大概是个县政府官员吧，也是周打击的对象，后来孟骨折卧床还被周凌辱不已。

    病号组的犯人中有一个是在农场中修塘坝时被坍塌的土方压得膀胱破裂后救活的，也未能获得保外就医的机会。有一个奸污妇女的警察，案发后服毒，被救活后留下个手抖脚抖的后遗症。有人问他奸淫了几个妇女，他笑而不答，问的人又追问

    “有没有十个。”他竟说“如只有十个，我岂不亏了？”

    这时原来的医务犯（一个强奸女病人的罪犯）已出狱了，新来的医务犯黄敏之竟是我的一位远亲，于是便对我照顾有加。我那时有一个多月非但不能下地行走，而且整天腿疼不止，彻夜难眠，每日从床上爬起来扶着床走一公尺上马桶都是一番奋斗。有一天黄见左右无人，便悄悄对我问道

    “你是真痛还是假痛？除了没有吗啡外我什么止痛药都试过了，怎么都不灵呢？”

    我听了不觉恼怒地说“怎么你也怀疑我呢，你不是亲眼看到我的右腿都已变细了吗？好、好、好，我痛给你看看。”我就挣扎着从床上下来，坐在一只矮竹椅上。不到几分钟我就痛得头上黄豆般的大汗往下直滴。黄慌了要扶我上床躺下，我坚决不从。不料几分钟后我过了痛极的一阵竟然慢慢缓解下来，那病就此好了。

    然而我的扁桃体红肿不退，肾病反复发作。这时幸得黄医生的帮助，他千方百计地替我物色药物，搞不到强的松时用氯化奎宁治疗。后一药品直服到我胃口全无，脸色发青。加以营养不良，那时我不能吃盐，黄经干部批准嘱厨房为我做无盐的菜。那厨房那肯认真去做？我就吃得更差了，往往每十天的一次荤只是一点猪油渣而已。

    这样过了三年，我知道扁桃体的问题不解决，我的病是没救了。于是一再争取，加之黄的帮助，于1974年冬又获得了去医院做手术的机会。

    我又到了上海监狱医院。这次住的是五官科病房，仅四个病人。做手术的医生是个女的，人很和气，据说原是个护士，本领却不大。开刀那天，我是第一个进手术室的，上午九点令我坐在椅子上，用器械把嘴巴撑好，喷了地卡因麻醉，然而还在我两手通上电针，接上一个电脉冲发生器，弄得我大拇指按着脉冲节拍一抖一抖地动着。这是那时的时髦，非得用针灸麻醉不可，也不管它灵不灵。

    手术后我进了病房，医嘱不可说话，过了约半小时，我感到胃有些不舒服，一下子便呕出了一杯血。旁边的病人看见了，便高声呼喊护士。于是来了一个很胖的护士，她一问之下就骂开了

    “开刀嘛，总要出点血的，大惊小怪！”

    骂罢，扬长而去。以后，我又忍不住吐了几回血，再也没人敢喊护士找没趣了。

    中午过后，到两点钟，照例来量体温了。我等护士发完体温表将要走出去时，忽然产生了一个念头想作弄她，就用手敲墙壁。这次来的是位好心的护士长。她回过头来一看，问道“怎么啦，是体温表打碎了吗？”我摇摇头，用手做了一个头晕的姿势。她便过来注视了我一下，口中轻轻地惊呼了一声，便快步跑了出去。一会儿，她拿来了血压计。这时我的血压已量不出了。我想：怪不得有人割断血管自杀，原来真是没痛苦的。

    那天值班的是一个张医生，据称是监狱医院的第一把刀，还是个美国留学生，我等他来了，就在纸上写下Nearly shock I need oxygen的字样，我的目的是希望他知道我也是知识分子，希望获得他的同情和照顾。他一看，马上下令去取氧气瓶，原来那医院只有一只氧气瓶，还是从另一病人鼻上拔出来给我用的呢，真是抱歉了。然后他安慰我一番就走了出去。

    那手术医生停了下午的门诊上楼来看了一下，她已无能为力了。到了四时许，我又被送到楼下的手术室，原来幸而那时监狱医院前面的虹口区中心医院还未下班。请来了该院的主任医生。我被平绑在手术台上，两脚都吊了输液的针。一条手臂接上了血压表。忽然听见一声

    “你怎么不打针了？”

    被问的护士说“血管这样瘪，我打不进呀。”

    医生责道“打不进就不打了吗？也不说一声。”于是换了一个手段好些的护士

在我另一手臂也输上了液。

    然后对着鼻孔喷着氧气，医生又问

    “你灌肠了没有？”

    我摇摇头，他说“那你要坚持一下。”

    接着又紧了一紧绑我的皮带，撑开我的嘴，又喷了药就动手了。这时我才知道

早上的针灸麻醉是骗人的。

    医生对狱医说“你看，留了这样一个残根怎能不出血？”就再次把残存的扁桃体割完，这时已需要用针逢创面了。他边缝便教那狱医说“你看，这不和缝皮鞋一样吗。”缝完后又用棉球压迫止血了好一阵子，就把我又送回病房。他们商量了以后，又在我的一只不吊针的手臂上给我输了两袋血和一袋血浆。

    那时还没有很细的针头，吊针都是在臂弯处进针的，两只手都挂上针就完全动不了，何况脚上也在输液。到了深夜，总算输完了。我略一伸展手臂，忽然又一阵恶心呕出了一大口血。张医生又被请来，他似乎毫无办法，一面说替我再输血，一面去找救兵了。不一会儿，那医院的副院长来了，是个年轻的军医。他看了一看我的咽喉，就说了许多人民政府如何讲人道，如何对犯人用最好的药，要我放心云云。实际上什么措施也没有。其实，他是对的，什么措施也不必要的，因为缝针处并未出血，那吐出来的还是白天吃在胃里的血，虚惊一场而已

    那位号称提篮桥第一把刀的张大医生到底有多大本领呢？我后来听劳役犯说，他竟然做痔疮手术也死了人。那是一个老者，手术后出血，他竟想出了在肛门内塞一段自来水水管去止血。老人被塞了水管，不舒服，胃口全倒了。而劳役犯则巴不得他不吃，可以吃他的饭。几天下来，一道冤魂就上了西天。老人死后，张医生叫马上把水管拿出来，说下次还好用呢。

当天我们就被送回上海，又在思南路拘留所关了一夜，次日被送往上海市监狱，即提篮桥监狱。进了三重大铁门便是监狱大院。这里面有十座牢房，其中一到八是五层的建筑，是内部和思南路拘留所一样的牢房，九号监是比较新一些的建筑，是女牢，而十号监则是一座高层的监狱医院。在围墙以外可见到的另一高层建筑则是一个监狱工厂。

    我们被送到三号监的二楼，这是关反革命犯的地方。我们四个人有幸能关在一间牢房里过了约一个多月。

    监狱的每一层叫一个楼面，有一个楼面队长负责管理。另有一个事务犯负责登记等杂务工作，这事务犯往往是有些特别关系的犯人。底层的事务犯是总事务犯，还有医务犯和一批劳役犯也关在底层，他们每三人一间牢房，每天的工作是送三顿饭和打扫等。这里不如思南路的是：送饭上楼没有电梯，一个人将装有三十个腰状饭盒的大木盘放在背上驮上楼可并不容易，特别是送早上的稀粥，每份约有三斤重。有个别的劳役犯还竟然有本事在半楼梯没人见的地方，用托着盘的手眼睛不看地从饭盒里偷菜吃。打扫也不容易，监狱的玻璃窗可谓最干净的了，每天都要擦，而且一批人在前面擦一批人在后面检查，甚至于用嘴哈了气去查看玻璃擦亮的程度。劳动之余则要坐在那里”学习”。

    虽然如此，做劳役犯还是令人羡慕的，首先他们吃劳动饭，其次在不到四平方米的牢房里关四个人和三个人就大不一样了。你可以想象这牢房只有一只小的双人床宽度，只是比床长了一些，还要在里角放一只马桶，由于作为床的木板高出水泥地十几公分而还需在前面让出一段水泥地做开铁门之用，这一块地方就只能放脱下来的鞋子而不能睡觉。四个人睡时不仅头脚交叉还只能同时翻身，三个人睡就比较好多了。由于在底层，走廊上不再有栏杆围着的孔，也宽敞得多，可以坐在长凳上学习，腿脚有伸展的余地。

    二楼是新收犯的地方，管理较松。然而我进去的第二天下午就被叫去问话。原来我在倒马桶开门的当口和隔壁牢房的一个人靠在栏杆上说了几句话，那人是我在思南路拘留所看到过的，他比我早一小时送到市监狱，犯人号为7301而我的为7302，于是就有人去汇报说两个同案犯在串联了。可见即使到了这种地方，而且初来乍到之时，那为虎作伥的人还不少呢。

    但我们还是敢交谈的，从交谈中我们了解到要十六年以上刑期才算大刑犯，关在一号监。我们这里的犯人几乎都谈不上有什么罪，其实在那个年头那有什么反革命？还不全都是冤狱，即使大刑犯也如此，这在以后我住监狱医院碰到人时才更清楚。

    不久二楼近一百间牢房就关满了，于是重新编组，我们去了三楼，四个老朋友都被分开了。三楼每四个牢房算一个小组，每日上、下午都要开铁门坐在走廊地上学习。我隔壁牢房里有一位葛沪生，原是复旦化学系的助教，被上了铐。文革后的上铐方式和我在分流庙戴铐时大不相同了。行话叫穿心铐，即将两个铐圈互相穿过而使铐圈间的一个链条圈不起作用，这样一来，铐得两手完全不能动弹，加之总是用后铐，因此吃饭，如厕都不行。便令另一同监犯照管他，这同监犯也求之不得，因为可以吃劳动饭。但碰到可恶的同监犯则有的并不喂饭，仅将饭朝洗脸盆里一倒，要被铐的人象猫、狗一样俯下身去单用嘴吃，至于大解时更不帮助清洁了。被铐的人也完全不可能换衣服，一铐就是几个月，铐子紧得嵌入肉里，血肉模糊惨不忍睹，被铐过的人都免不了留下犹如断手再植般的伤疤。那位葛沪生就被铐了好几个月，他很勇敢，只是为了很小的事受此苦刑，却从不肯低头认错。可惜我不可能与他谈话，只能以目示意表示同情与敬意而已。

    这样的铐法还不算厉害的，还有一种叫扁担铐，是将一条手臂从肩上弯到后背去与另一只从下面拗上去的手在背后铐起来。而最厉害的是猪猡铐，我没有亲眼看到那惨状，据说是将脑袋弯下塞在两大腿之间，把人铐成一个团子。

    另一隔壁牢房里有一位潘宗岳，一谈之下他还是我老师王恒守的朋友，他原是上海煤矿设计院的总工程师，和王先生一样也是在上海市宣传工作会议上发言成了右派的，成了右派后被送劳动教养，在劳改四队即上海电焊机厂劳教。在劳动教养期间倒没吃大苦，可是文革时也被判了十二年刑。在狱内他天天用心读报，抄写报上登的吹嘘建国二十年成绩的标题，我问他为什么？他说是写心得体会报告队长以期得到好感，对此我很不以为然。有一次他忽然问我第一宇宙速度是多少，我说你算一算不就得了吗，他大为奇怪，原来他还以为那是个算不出的常数呢。我教会了他后他对我更是佩服了。

    可是不久他就被隔离不许出监房一步，也不让他参加学习了。原来他涉嫌一个监狱内的反革命集团案。这事说来也很可笑，我刚进监狱时的总事务犯名叫吕海琛，是个歌唱演员，那时劳役犯中有一批演员，劳动之余一直在排练节目为狱内演出之用。有一天起忽然都取消了排练，紧张地批斗起来。原来事务犯和劳役犯比较而言可以到处走动。这时狱内关了一个二十几岁的青年人叫陈忠人，据称是陈洁如的外孙，故自称蒋介石是他外公。于是有一大批人围着他转。这些人学术有限，也只可能读过些解放后出版的书如列宁、普列汉诺夫的书等，所以口口声声“我们自由民主党人”云云。被人检举后胡言乱语招供出越狱计划等等，荒谬到说第三次世界大战即将爆发，美军登陆时该如何在监狱屋顶做标记以防空袭，如何越狱前去迎接等等。

    监狱内为这个显然是胡说八道的案子大张旗鼓地紧张了许多个月，几乎每个小组都要批斗各种各样的反改造分子。

    我所在的小组四个监房共十六个人。掌握犯即小组长原是虹口公安分局预审科的科长，因为强奸女犯而被判刑的。此人非常凶狠恶劣，却是队长面前的红人。组内被批斗的是一位文弱老者，他早先在《字林西报》社工作，已赋闲多年，因为在公园里说话不谨慎而成了反革命犯。来此后仍以赤子之心待人，说话毫不注意，对同监房的人说：“中国的真正敌人是一狼一虎，狼就是东方的日本，因为他们的人名都是什么郎，虎则是北方名字都是什么夫的苏俄。你们看，现在中苏边界紧张了，不久就要世界大战…，我是老观察家了，看问题不会错…。”

    这话被同监的人检举，于是被批斗，原小组批斗不力，又被隔离到我隔壁的房间与掌握犯和记录犯同住。每天他被命令站着挨批，那掌握犯想方设法地用话侮辱他，指使记录犯用鞋底打他耳光。我和另一位交通大学毕业的工程师苏慰慈则一有机会就长篇发言，大谈祖国科技成果假装”教育”他，使他有喘息的机会。

    由于我们装书呆子发言，掌握犯也奈何我们不得。再说批来批去也就是这末几句话。掌握犯除了拿他开心，发泄其虐待狂外也无事可做。有一次我们两瞎吹得热闹，他不甘心我们主导了会的方向，在苏慰慈说上海地下工程如何固若金汤时，便插嘴胡吹他也去过那从市区通达机场的地道，连飞机也从地道里飞来飞去云云。总之，他自以为高人一等；当然，队长是他过去的同僚，他们的观点是罗瑞卿所谓“中国除了解放军外，就是我们的天下。”即便他成了阶下之囚也是“人民内部矛盾”。怎能不比我们这些“敌人”高明呢。我之所以要说起这点不值一提的事，是因为二十年中我见到的这类刑事犯罪分子太多了。他们被安排来管理我们，被怂恿来折磨我们。他们愈是无知却按毛的理论愈比读过书的人高明。愈表现得对知识分子憎恨愈显得其“阶级觉悟”好。思想犯在监狱里一不小心被队长看中了要找你麻烦，则不但天天受这种人的欺凌，而这种人还有一些知识分子的帮凶。这就是象那小组的记录犯那样的人?

    这个记录犯也是个反革命犯，约有50来岁，是个单身。在会上对那“老观察家”的凶狠不亚于掌握犯，不时地打、骂、侮辱。但是有一次批斗了一半，掌握犯被队长叫去说话了，会停了下来。他看着大伙的眼色，忽然也和颜悦色起来，安慰那老者，还说了该怎样放聪明些，如何检讨才能过关云云。此人只有一个80多岁的老母亲来接见送物，到时眼泪汪汪，也着实一副可怜相。只是这种人生就两面派的性格，妄图讨好狱卒，自以为会有好处而已。“老观察家”日日夜夜离不开这两个恶棍一

    过了几天，我感觉到那掌握犯的眼神有点不对，他在掌握犯会上从我原来同组的人处知道到了我并非直接来自学校，而是个老改造。老改造不暴露身份，而居然敢与他平起平坐地说话，还干扰他主持的批斗会，那还了得？他对那“老观察家”也已斗腻了，又想“立新功”了。他似乎要对我有所动作了。然而幸好监狱里也经常重新编小组，我才逃脱了被他批斗。新小组的掌握犯是个开皮鞋店的，与我同住一室，我吹嘘对皮革的知识把他敷衍得很好。他告诉我那个原掌握犯对我干扰他批斗“老观察家”恨恨不已，多次要他找我麻烦，但是虽说只隔了一个组，天天看得见，他自己却已对我无可奈何了。然而，和这种为虎作伥的所谓“要求改造”的掌握犯同处一监是极其困难的。不久，我们的关系就破裂了。幸而，在我将面临被整之前，又重新编组了。

    有一次编组后我到了陌生的牢房里，深知小心为妙，第一不能暴露老改造身份，他们称这为二进宫，其实我又何尝出过宫？第二不能有文化，我就装作是文盲。这个计策果然管用，我过了几个月的安稳日子，没人找我麻烦。可到了要写年终小结时，小组长安排人帮我写，去请示队长时才露了馅。所幸未因此被批斗。

    那时的医务犯王祖德原是同济大学的校医。反右运动时，他还是上海第一医学院的学生，就因为同情右派同学而被定为“漏网右派”划入另册。文革时，他在复旦读书的弟弟被女朋友检举成了“反动学生”，受迫害时，说出了乃兄告诉的一句传闻，即毛主席因中风曾请上海名医陆瘦燕去北京打金针。这样一来，矛头就转到了王医生处，同济大学非但私设牢房把他关了起来，批斗、毒打了他八个多月之久。而且竟然残忍地将他的父亲抓来关在他对面牢房里，让他听得到父亲被折磨的声音。王医生被逼得在一次恶梦后，横下一条心，写下承认反对毛的字句，于是以所谓的“反动标语”而被控为现行反革命，打得偏体鳞伤，送入拘留所，判刑十二年，他的在上海师范学院读书的小妹也连带受害，被斗不堪凌辱，在校门口路上撞车而亡，父母亲也愤而先后悬梁自尽，妻子被逼与他离异。文革时这样的迫害比比皆是，较之思想改造、肃反运动、反右运动更大大地进一步了。幸而王医生的根本不存在的

“反动标语”还算有分寸，当时另一位上海的著名音乐指挥家陆鸿恩就是在被逼急了气愤之下呼喊了口号而被杀害的。80年代王医生平反回到同济，后来又当了校医院院长，他宽宏大度，居然仍能与迫害他的人共事而且一视同仁地对待这帮人，这是非常难能可贵，令人敬佩的。

    监狱内谈不到有制度，一切都是随管理人的高兴，例如探监，原规定每月一次，但事实上约两月才有一次，每次事先可以写一封二百字以内的信。家属凭信内的通知按时前来。接见是在一个大礼堂内进行的，礼堂中用一排乒乓桌隔开，家属先进入，将接济的日用品（食品是绝对禁止的）交验后放在犯人一侧离桌子约三米处的凳子上，然后犯人列队进入，在狱警的旁听下，在嘈杂的声响中，隔着乒乓桌会见约十分钟就吹哨驱赶了。放风也随其高兴，几个月才有一次到院子里排着队绕圈子走几圈。这时在阳光下才可彼此看见苍白得可怕的脸色。

    在放风时走过底层监狱， 可以见到有些特殊的犯人。 最可怜的是一些被称为“装疯卖傻”的犯人，他们肯定是些被逼疯了的精神病患者，每个人关一间，往往衣不遮体，跳跳蹦蹦，嘴里叽哩咕噜不知说些什么，有时闹得凶了，劳役犯就用水龙头冲他们。 这真是人间地`狱了。干部指使劳役犯打人时，使用一种行话叫“孙悟空帽”的帽子，除了眼睛、鼻子外将被打人的头连嘴巴闷起来，打得你喊不出声音?

    另一些特殊犯人则相反，是受优待的，原来这个讲级别的社会在监狱里也级别分明。我看到的是外国人，他们又根据国籍而有不同的待遇，吃不同的伙食。以欧、美人最优待，其次是日本人，蒙古人则最差，当然仍比我们吃得好得多了。有一次和一个姓蔡的台湾人同监房。他其实生长在日本，50年代时看了报上的宣传，以为可以到中国投资做生意，便带了一笔资金来上海想开办制钉厂。然而政府并不同意他开厂，却又不明说，将他安排在华东造船厂里当技术员，虽然他并无技术，仍给他最高技术员级别的工资待遇，然而一年以后以他的消费水平，将带来的资金全用完了。他当然就要申请回去，但却未获准。于是他写信给在日本的父亲求助。忽然又以间谍罪被捕了，关在上海第一看守所。一关就是十三年。然后判了十五年到监狱来服剩下的一年多刑期。

    他说起在看守所的经历，原来在看守所里从49年就关在里面从不审问的犯人都有的是。他曾关得一身病到另一第三看守所去疗养过，谁也不知道这个保密的看守所在那里，他也是在晚上被用车送去的，那里居然还有网球可打。这位间谍当然不成其为间谍，否则哪有这般便宜？判他十五年不过是挽回已关十三年的面子而已。我在与他同监房时曾跟他学日语，然而因为他根本没文化，也仅能学几句话而已。这就是个没文化的“间谍”的故事。

    监狱里对犯人的“教育”就是枪决人给你看，枪决的地点就在大礼堂后的小院子的一个亭子里。北京大学新闻系的女学生右派林昭就是在那里被枪杀的。那时她已瘦得皮包骨头，弱不禁风，但仍表现得很勇敢。林昭出身革命家庭，她的舅父死在国民党手里，她怎么可能是反对共产党的呢？然而她被打成了右派，据说她在被捕送劳动教养时还向学校发出一封责问信“当年蔡元培先生任北大校长时，曾慨然向北洋政府去保释五四被捕的学生，你们呢？”由于生性刚烈，曾因此自杀，幸而被救。在劳动教养时因病保外就医。和几位原北京的右派同学有些往来，他们便全部被捕成了反革命。在狱中又被加刑，最后于1968年五一节被害。她慷慨就义前用血写下了这样的诗句：

    将这一滴血注入祖国的血液里；

    将这一滴血向挚爱自由献祭。

    揩吧、擦吧、抹吧，这是血呢！

    殉难者的血迹，谁能抹得去。

    她就义后，其父愤而自杀，其母也成了反革命，忧愤而离开了人世。一家人就这样完了。

    那时的上海市民日子也不好过，也要接受逮捕、判刑、杀人的“教育”。五一节， 十一节都要在文化广场开大会， 拉有线广播到各分会场。人们受命排队前往“受教育”。1969年的二十周年国庆我就是在监狱内听文化广场大会的实况转播的，那天一下子就枪杀了六十几人。这是庆祝国庆吗？我妻那年头被反革命家属和右派两顶帽子压着，受尽学校甚至里弄的欺凌，扫街，通阴沟，扫厕所都是她的专职，还要被无端训斥和打骂。

    后来监狱里也不让我们闲着，要犯人劳动了。我们做的是将针织品的零料拆散，这叫拆纱头，是用手指甲拆的，每人有定额要完成，拆得大拇指指甲的一半都浮了起来。房间里也满是灰尘。劳动的好处是饭多一些，也不受“学习”的罪了。

    71年初夏的一天，我忽然被叫打好行李，于是戴铐上了卡车，两辆大卡车跟着一辆军车一路上直奔安徽，我们又被送到白茅岭去了。原来那时有个将监狱内迁的计划，在白茅岭造了一批牢房。这些监狱分布在白茅岭总场附近，从总厂往山里走，第一个劳改队是瓦屋弯队，然后是放马场队。姚福申被关在瓦屋弯，张亚新、唐焕新和我则在放马场。车到时，放马场还未做好接收我们的准备，就将车再往里开到了庙后山监狱，那时该处还是个空监狱，我们在那里关了几个小时。庙后山是为关大刑犯而设的，三面环山象一个口袋，我想在那里枪杀人外界也听不到的。不是冤家不碰头，我们还是逃不掉又落到白茅岭来了。所庆幸的是总算未被送到大西北去，那里的条件更要艰苦得多。

 不久，有所谓早请示、晚汇报等的荒唐事要做，即每日两次列队在毛的像前90度地请罪、念语录，做一种标准动作，即将语录先放在胸口心脏处（可不能偏离）然后一面喊万岁一面手持语录向前挥至手伸直。如是三次。然而当打手们来拉我去做这仪式时，汤却为我挡驾。说“这人是指导员交给我管的，你们要是插手，我就交给你们，我不管了，以后出事我概不负责。”这样我就免去了受这些活罪。而他们还以为我不能有此殊荣呢。

    我在晒场的半年，其实是在该场员队最轻松的半年，我拿到了平均工资，我也无需参加所谓的学习，等等。

    1969年1月的一天， 忽然开大会，我从晒场劳动中被两个人架到了会场，站在门口等了一会，只听里面在大声喊口号。等一会儿，要我出场演出了。这次是演出一个被逮捕的角色，我又被五花大绑地送上了一辆吉普车。当晚送到了放马场的拘留所。

第十章  判刑前后

    我在分流四队被军代表宣布为反革命并逮捕后即被送往总场附近的放马场拘留所。这是在分流庙拘留所撤消后重建的拘留所，其监房是很正规的，牢门很结实。我被关在一间很小的单人牢房里。等押送的人一走，隔壁大房间里就有人从观察孔里向我喊话，问我是谁，我答复后，对方就乐了，告诉说右派队的黄建基、张亚新、王令康、姚福申都已于当日下午关了进来，各人都分别关一间。我随即大声地呼喊他们的名子，但他们都不敢回答。

    当晚，即被提审，审我的有六、七个人之多。还是那老花样，问我知不知道为什么被抓进来。我出其不意地回答说：

    “当然知道。”

    “那你交代罪行。”

    “我之所以知道是因为你们同时抓了右派队的某某等。所以必然还是那件事，但我已为那莫须有的事被冤枉关过两年半了。你们还想怎么样？”

    “我们并没有说你是什么事，反正人民政府抓你就是你有罪了，你唯一的出路就是坦白交代，争取宽大处理。”

    “我没有任何事可交代的，当时冤枉我组织反革命小集团之事，完全是胡说八道，如果你有证据证明有，可以马上枪决我，但既然你们又一次地迫害我，如查出来并无此事则对我要有个交代，那时我要求赔礼道歉。”

    就这样对峙了很久，当然我也被迫向他们详谈了当年被关分流庙前后的经过。审讯进行了三个小时。

    第二天一早，我就被带上手铐押上吉普车，专车送往上海思南路拘留所了。思南路拘留所即上海市第二看守所，位于思南路建国西路口。这房子现在已拆毁重建了。它是原法租界时的一个拘留所，红砖墙的四层楼房，其内部结构和上海市监狱即提篮桥监狱是一样的（后者为五层），但有木地板。这房子内部象一条船。船的客房成了小牢房，不过每间房只有1.4m×2.6m大，却要关四个人，其中还要放一只马桶。船的甲板则是走廊，这走廊很宽，被称为阳台，它又分成内和外阳台两部分，中间隔着用栏杆围起的长长的约一米宽的孔，孔上有铁丝网，但倚着栏杆可往下往上同时观察几个楼面。所以平时看守就可在外阳台沿外墙巡视，有意外时还可使用那里的警铃。

    关进去后的第一个月是完全不闻不问的。这里每日两餐，上午粥下午杂粮，杂粮是山芋干或小米，这小米是喂鸟的那种碎米，饿得可想而知。我这一层的两个看守可说是世上少有的恶棍，年轻的一个专喜打人，在我关处过去几间关着一个体育界的人，常听见他被叫出去挨打。说是和他比试比试，他当然不敢还手，摔得地板砰砰响。

    年纪大的一个脸上的黑痣上长着一撮毛，象贼一样轻手轻脚地会突然出现在你面前，如若监房里正说笑着，就会罚你站，如若不服就上铐子。有一次我拿到的一份饭是馊的，大家说可以报告，我就等一撮毛走过的时候向他报告，他说“是吗？”就用脚将饭踢到我够不到的地方，我们都以为等一会儿劳役犯会拿饭来调换，谁知我就此被饿了一顿。

    我在半年中关过两个号子，在第一间中遇到了一位姓彭的，也是复旦的教师是个思想犯，但胆子很小不敢说案情，关了没多久，一天晚上送来了一个老人，这老人混身散发着臭气，是因为臀部长着个恶疮。他是因为十几年前检举了一个特务，对方被判十五年去了青海，如今反过来检举他说他们原是同伙。我们都笑他活该。这样我们五个人挤了一晚，谢天谢地第二天我换了一间。

    这间同监的一位陈姓青年是化工厂工人，他的案子可笑极了。他买了一台有短波的收音机，偶然听到了美国之音，听到可以写信去，他觉得很好玩，难道可以把信寄到电台去吗？就试着写了一封，又不知寄香港的信该贴多少邮票，又听说如将信封剪去一只角可以便宜些，就贴了国内邮资并剪去信封一角。这样一来他就以偷听敌台罪被捕，收音机算是“作案工具”被没收。后来熟悉了，他问我以后该读些什么书籍，我开玩笑说你最好先学学邮政章程。

    另一位姓王的青年是来自劳改一队，即上海劳动工具厂的，那厂是个劳改工厂，生产的扳手内销为劳动牌，外销则称为白象牌。他在被批斗时被打得右手肘关节脱臼，喊痛时还说他装病，不给医治，在关拘留所时那关节已成直角地硬化了，不免终生残疾。

    黄姓老者的经历就有趣了。他是黄岩人，小时家穷到上海来谋生。先是在今襄阳路的一家裁缝店里做学徒。有一次他将一面盆洗脸水往马路上一倒，恰巧被巡逻的法国三条杠巡捕看见，要罚款一元，他无钱认罚就被关进捕房。被判决拘留二十四小时，关在里面吃了三顿，每顿三只烧饼。说得大家羡慕不已。

    成年以后，他因一个舅父的介绍进了法商电车公司当查票员。有一天下大雨，他仍不偷懒，上上下下地查票，这又恰好被查岗的法国大班看到了，觉得这人不错，便通知手下一个管事的叫他某日去见大班，意思是要提拔他。管事的对他说了，但他从没和外国人说过话，不免害怕，就问不去行不行，那人也不说明原委，说那就不去吧。其实那管事和他舅父是不和的，当洋人问他某人为何不去时不知说了些什么，洋人一怒之下反倒使他丢了饭碗。

    他又到一个德国人开的牙科诊所去学徒，可是一位护士看上了他，他不识风情惹怒了她。又被辞退。

    总之，一一说来，他在旧社会换了二十种以上职业。其中在抗战时也因参与将西药运往杭州帮助游击队而坐过日本人的牢。那是关在今虹口公园处的日本宪兵司令部。一人一间房，有床，白天不关门可以上厕所。吃得饱，只是害怕得慌。但一口咬定并不知道药的去处，自己只是为了谋生赚钱，也就没事了。大家听了对比共产党的监狱，后者主要是关得太长久，又饿得发慌。但因为自己并不犯罪，所以新来时义愤填膺，关久了已是司空见惯，从来没有人有害怕的感觉。正应了“民不畏死奈何以死惧之”这句古话。

    49年时，他那时的工作可以南下，但有朋友对他说，你是苦出身，共产党来了只会对你有好处的，就留了下来。果然，那朋友介绍他在徐汇区区政府中找到了工作。在初期的历次运动中，他凭着出身好，节节高升，当上了主管菜市场的工作。后来到了困难年头。又去乡下搞四清运动。乡下的菜贩子对他招待周到。那时他的一个嫁到香港的姐姐送给他一块进口手表，乡下人看了羡慕不已，一定想要。他心想我占了乡下人不少便宜，就把表送给了乡下人。不料此人拿了表到处炫耀，其他人怂恿他去钟表店估价。这一来可糟了。原来这表国内市场是没有的，便追查来历，当然礼品是允许的，但不能出卖或转手，否则便作为走私。于是表被没收，还要付税金，他则受到了警告处分。

    不久，以这处分为由他被调离区政府，到龙华的一个精神病医院工作。有一天晚上他值班，走过一个约束间前时，一个因发病而被关在里面的女病人通过小窗口向他要水喝，他理应将水送去给她，但一时大意就把门开了让她自己去取水。不料等他一个圈子走回办公室时却发现那个花痴女在他办公室等他，脱光了衣服要求他“帮忙解决解决问题。”他被裸女抱得紧紧的也不免心动，然而终因胆怯而且年岁大了并未干成什么事。却被女的臭骂了一顿“无能。”

    又过了几天，这女的和一个男花痴双双逃走了，恰逢又是在他值班的晚上，来了电话，说是在浦东某旅馆被查到了这两人在要求住店。于是他打电话公安局要了车去把这两人接回来。女花痴一见到他勃然大怒说“黄某人！我叫你解决解决问题你不肯，如今我和别人解决问题你倒竟敢来抓我了。”

    这事当时被作为笑话传开了。不料后来却因此以违法乱纪被关了进来。在提审时他当然就此事进行辩解，却不料提审员也不过把此事当笑话取笑他。然后令他从头说自己的历史。这是他们的一贯手法，先不提具体问题，而要你无边无际地供述。他们就是想套出你更多的“罪行”来。黄的历史可谓复杂了，故提审耗日持久。弄到最后他才明白过来，原来是为了下面的两件事被关进来的：

    在他失业时，有一次看见报上有个老太太招聘干儿子的广告。他就去应聘了。其实那老太有一个侄儿，招干儿子的主意就是他出的，真正的想法是要找个生意上的帮手，如成了干亲则可望靠得住些。那人见他老实就成了此事。有一次那兄长派他去浦东高桥某地收购棉花，当地的乡下人问他姓名，他不愿说又不能不说，便随口看着海边的黄沙说“我就叫黄沙”，上海话的“沙”和“所”同音，乡下人便开玩笑叫他“黄所长”。

    他这个干亲后来生意失败，他也不做干儿子了。然而多年以后，这个外号却是他那时吃官司的原因之一，反反复复地盘问当过什么所长？因为他几次三番地说自己的历史，都无当过官的痕迹，就多次要他重述，最后才拍桌子大骂“你当过所长为什么不交代？他这才如梦初醒将此事说清楚。为了猜这个哑谜还上了手铐！这使我想起以前听说有人因下象棋爱以当头炮开局被取了个炮兵司令的雅号而大倒其霉的故事。

    第二件也是他失业时的事，他在外滩碰见一个老朋友问他

    “近来混得怎样？”

    他答道“身上只剩二角钱，还不知明日吃什么呢。”

    那朋友便拉他到十六铺一个海员工会去登记。原来他曾在一条去新加坡的船上当过一个航次的理货。但因受不了晕船之苦而不干了，但也总算是个海员吧。他去那工会是去混饭吃的，反正在你被某船招聘前，那儿每日三餐总有供应的。在那儿混饭吃的人还真不少，每顿要开好几桌，而且每桌一般也坐不满，因为登记的人若临时有处去吃饭还不一定来。

    有一天，江亚轮（48年冬沉没在长江口）到上海，该船船长招待失业海员上船吃了一顿饭，这原是常有之事。然而却被问得死去活来，问那顿饭时某人说了什么？

    “谁还能记得呢，”老黄说“无非是说某个菜好之类应酬话而已。”

为了这两件事他就被关了一年以上，而前途还未卜呢。老黄说起他50年在区政府拍的一张集体照，无限感慨地说那照片上的人十之八九都在历次运动中倒了下去。

    小王从另一个号子里来时还带来一个故事。那是说的一位叫杨华亭的人。此人毕业于延安抗日大学，被派往天津做地下工作，所做的是开设一家药铺，以为后方搜集药品和电池，搜集到的东西是有单线联系的人来取的。天津沦陷时联系断了，他不得已而携款逃难到了上海，但同样地找不到组织关系，便将资金在上海同样也开了一家药店。

    解放后，他到军管会说明情况，并上缴全部资金。但被告知这要算携款逃跑之罪。不久被捕，以其自首从宽被判十年。

    那时的上海市监狱还关着许多国民党时判刑的汉奸，而新关进来的反革命犯也还象个反革命，也许有什么藏匿的武器、电台之类，而看守还都是留用的警察。政府并不信任这些看守，所以当犯人写交代材料时是决不让看守经手的。他那时便在狱里当“事务犯”即管杂事的犯人头，反倒有时令他代不会写字的犯人写材料。

    有一次关进来了一个犯贪污的未决犯，他是杜蔚然。杜情绪消沉，想自杀未遂。杨就去劝他，他自恃老革命那里要听犯人的劝告？杨就亮出了自己在抗大等的革命经历，于是两人有了共同语言，杜不再想自杀，交代了贪污受贿的事实。不久竟获释了。

    过了不久，有一天忽然喊有人来接见他，那又不是接见的日子，接见还竟在监狱的大会客室里进行。他疑惑地走进了会客室，只见沙发上坐着的两个人站起身迎了上来，握手寒暄后杜蔚然说“我现在是公安局副局长了，”又指着身旁提着酱鸭、水果的人介绍“这位是闸北分局的某局长。”他们慰问并问杨有何要求，杨答以希望能安静一些，因为他经常代人写材料也已不耐其烦了。

    不久，他被调到苏北大丰农场。他在那里仍是一个特殊犯人，每天只要吹哨管其他犯人出工、收工即可。后来，杜局长又去视察农场，到了以后就对农场场长嚷着要找老杨，所以农场干部没有人敢得罪这个特殊犯人的。在苏北过了几年，他又嫌生活单调通过杜局长回到了上海劳动被服厂。总之没几年他被以表现突出为名减刑后成了上海青浦县的一个劳教农场，即青东农场的特殊场员，反正除无法改变身份外他是不吃苦的，连农场场长也要让他三分。象这样的特殊犯人青东农场还有好几个，如当时上海市委书记陈丕显的岳丈就是一个，这老混账在无锡胡作非为调戏女演员，实在闹得太过分了，被判了刑，但这个市委书记还是有办法把他从无锡弄到了上海，安排在该农场。在文革中老混账惶惶不可终日，天天打听着陈的消息，而随着杜蔚然在文革中的倒霉，杨也关进来受审查。杨说有一次杜去视察，见了他问要不要带他去见见黄局长，他回答说我有你杜局长照顾已很够了就不必了吧，他说幸亏未去见黄赤波，否则还要不得了。

    再说到我自己，关了约一个月后便开始提审，第一审是他们八个所谓公、检、法的人同时出场的，其中我认出一个叫姜百清的农场干部，当时是农场中的造反派人物，从他的外号“讲不清”也可见其为人了。那年头公安、检察和法院三个理应相互独立的机构竟然可由同一个人代表，其法制的荡然无存亦可想而知了。我在第一审中重申了在放马场拘留所的话，断然否认有任何罪行。他们中的一个女的沉不住气大叫，骂我嚣张。

    后来主要由八个人中的两个为首的提审我，在当时的形势和制度下，任何人都无法避免要说自己的历史，他要求你详谈过去的经历而算计着如何找出可害你的问题。直到翻来覆去问得无可再问了才逼他们提问。这种审讯方法从前面黄某的故事中就可看到。是和现代化国家的刑事诉讼法完全违背的。

    最后他们摊牌问我的问题还是当年的老一套，什么逃国外、打游击、小集团之类，而加出的一项是更莫名其妙的。

    问：“你什么时候解除劳动教养的？”

    答：“1966年初。”

    问；“为什么你会解除劳动教养？”

    答：“是你们给我解除的，我怎么知道为什么？”

    问：“有什么人事前暗示你将要解除劳动教养？”

    答：“不可能有此事。”

    实际上我为什么会有机会在劳教期内探亲？为什么会解除劳教这帮人也不知道。我从提审的问话中体会到这案件是农场中两派斗争的产物，造反派力图制造“走资派”即原农场头儿们的罪状。构造出了当年白茅岭右派队中有一大反革命集团案被“走资派”包庇的假案。如果我们挺不住而屈打成招，那末今天我也写不成回忆了。

    然后就诱我上当承认有反动言论，有一次居然煞有介事地拿着一叠纸说：

    “这是黄建基检举你的材料，你不说也不行。”

    我说：“我也许记不得了，但我相信黄不至于瞎说，那你们就拿来我签名吧。”为此事，黄被戴了半个月手铐，逼他检举我说

    “为什么李某如此信任你？”这也算他的错吗？人不可以被信任吗？

    还有可笑的是忽然把我们都集中到一间屋里，然后还推推搡搡把唐焕新推了进来，我们知道唐也成了此案的牺牲品。人齐了，忽然那干部开始朗读毛的文章《敦促杜聿明投降书》、《南京政府向何处去》还令我们一句句地跟着念，念了许多遍，这又不是咒语，我们也和杜聿明、南京政府完全是两码事，这真叫人啼笑皆非。

    又有一天上午，我被那农场的姜百清叫去提审，那是一间大屋子，我背对着门，被锁在椅子上后，只见那姜百清坐在提审席上咬牙切齿地朝我怒视了好久，然后忽然一拍桌子怒吼道：

    “你只承认这些，叫我们怎么判你！”

    我说：“你这是什么话？凭什么非判不可。”

    他于是恼羞成怒走了下来对着我就打了一个耳光，我马上指着墙上的标语大叫：

    “要文斗，不要武斗。”这时躲在门外从观察孔向内看的几个上海公检法的提审员从我背后走了过来，喝道“不许胡说，谁打你了。”我指着地上被打碎的眼镜说：

    “没人打眼镜会碎吗？”他们不理我却将眼镜拿去，押我回到监房去了。

    下午，我被叫到楼梯拐弯处的一间小屋里，主提审员和颜悦色地将修好的眼镜交给我（后来我才知道是他们打电话叫我妻去修的，而她那时也被学校关在私设的牢房，即所谓的牛棚里许久，要诈她说出不利于我的事来。）然后对我说：

    “你不要叫冤枉，本来在你的档案里有着一个很大的问号，现在我们都替你澄清了。这不很好吗，关这几天弄清了这么大的问题不是很上算吗？谁让你要当头头呢，许多事都是别人的，例如明明是别人要逃跑又怎么也扯到你头上了呢。现在我们帮你把问题都搞清楚了，你出去以后交朋友要小心谨慎，我不希望再见到你。”总之他对我好言安慰一番。

    又过了半月，忽然我们又都被用一辆中吉普押回了农场，仍在放马场拘] 留所关起来。我被关在一间大房间里和两个逃跑的在一起，他们几位则分关各牢房，仍互不能见面。关了又有约半月，忽然一天把我们押到总场，总场正要开大会，会场气氛紧张，我们在一间小房间里被绑了起来，我是被特别地五花大绑的，还在颈上套了一个细绳圈，将我们押到大会的戏台上，每人被两个人在后面抓着手臂，我后面的人还将一只手握着那绳圈，那是防止我可能会高声喊“反动口号”用的。这是那时对将要被枪决的人的一种待遇。

    这里我要谈到一种非常荒诞、可笑的现象。我想这是由于长期统治造成的民智低下而形成的。它会把象前文提到的，白求恩显灵和贫下中农出身这样极不融洽的事联系起来。这里我要说的是喊口号的现象。我亲眼看到许多人在被毒打之时高呼“共产党万岁”一类的口号。但难道他不知道毒打他的正是共产党吗？而最妙的是此时打手却怒斥之为喊反动口号！文革时，毛的侄子毛远新在东北为王，就是为了害怕这样的口号而下令残酷地将张志新等三十余人在枪杀前割断喉管的。

    我当然不可能喊这样的口号，也不必去喊相反的口号找死。他们的这根小麻绳是多此一举的了。

    我环顾台下地上坐着的那些可怜的场员，大都表情漠然，有气无力地跟着举手呼口号。台上居然也一本正经地坐着一排干部，我不记得他们说些什么了，只要听听口号就可知其可笑程度。除了什么“严惩反革命分子”之类外还大叫什么“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胜利万岁”“毛泽东思想胜利万岁”等等，似乎打倒了我们才保卫了毛泽东，真可太抬举我们了。然后一个个地读判决书宣判，黄建基、王令康判管制，张亚新判三年，唐焕新判五年，姚福申判七年。我是最后一个被宣判的，判了十二年。

    判完以后，在口号声中我们被押回房间，解去了绳子，各发了一张判决书。判决书只有四行字，所列罪行是“一贯坚持反动立场。”“恶毒攻击社会主义制度，污蔑攻击伟大领袖。”攻击、污蔑了什么呢？那时的文字是一律不能写的，这叫做“防扩散言论”不但不能写，甚至在审讯中也不能重复，因为是有毒的。好象一说就象咒语一样，伟大无比，威力无比的毛泽东就会受到损害了。然后“为了保卫…”云云好象我们真是了不得的国事犯，最后“依法判决有期徒刑十二年。”依的是什么法？法的第几条第几款？这是一字不提的。他们的“法”老百姓是看不到的，不公开的。这些“法”是以文件的方式在他们内部传递的。毛说“政策和策略是党的生命”，既是策略岂能让人知道！

    判刑以后我心情感到很轻松，外人也许难以理解，这是因为我其实已经在监狱里多年了，而白茅岭又实在太可恨，无论如何得以换一个环境也没有什么不好。至于判几年根本都是一样的，整个国家的形势才是决定我们命运的关键。我庆幸可以离开白茅岭，特别因为刑期长，也许新的地方受这样冤枉的人会少些（这一点，不久就被证明我是错了。）我倒可不至于又成为重点，被那些无缘无故仇视知识分子的干部视为眼中钉了。他们三人也没有一个有沮丧的表现，我们对在这个制度下自己的前途都看得很透彻。

  那地方每天给两顿饭吃，我在头三天中每次饭后被打一顿，三天打了六顿。我心想这样不是办法，在第三天晚上去厕所回来后便装着晕倒在地上。于是来了一位女医生，她俯身看了我一下，翻起我眼皮，我知道瞒不过她便又装着醒了过来。说

    “我小便时见到全是血，有点紧张了。”她给了我两片药。转头对看门的工人说，

    “让他睡觉，告诉他们不能再打了，再打要出人命的。”

    这位女大夫救了我，此后三天我干脆装病躺在地上不起来，也免去了每天的耳光。那时候，每时每刻都会传来阵阵的惨叫声，尤以对门女号里刺耳的尖声叫喊最是凄凉可怕。那看门的两位老工人想来也是应付差事，往往摇头叹息，我还有一次听见他们在说

    “骂人家流氓阿飞，我看他们自己才是流氓阿飞呢。”

    事实上那时这帮人到处乱抓人，有的女的仅因为坐在男友的自行车后，就被抓来作为流氓阿飞乱打一通，还尽是往女人的敏感处打，巴不得打破了衣服可以窥视一番。而其实这帮人虽名为群众组织，实际上是被公安便衣怂恿操纵的，抓来的人的释放权在公安人员手中。

    我在被抓后第二天就被连番提审。提审是在一间大屋子里进行的，两个猫脸的公安人员盘问我回上海干了些什么？我一口说我在上海就是家里和医院里两点一线，其它什么地方也没有去过。事实上这两个人什么事实也没有掌握，当然也诈不出我任何话，对我被打的抗议则推说不干他们的事。审了三天也就算了，正好接下去我也装病躺下不起来了。

    其实我在沪期间，有一天有白茅岭的一位姓潘的场员来找我。他说起农场中场员的动态，原来其中一些人受了文革影响也想组织起来造反。他们的论点是：毛泽东说不给出路的政策不是无产阶级的政策，由此看来当前的农场所作所为并非毛的路线。则必为资产阶级路线无疑。他们就想通过揭露农场黑暗面来取得社会同情，达到出场回家的目的。而且据说他们还得到了驻沪空军第四军的支持。

    他请我到马当路一家人家家里去，那屋子里挤满了人在商量着事，满屋的烟雾腾腾。因我曾对他们说过，现在据称农场里是两类矛盾交叉，你们的身份是不明确的，也有可能算是所谓的人民内部矛盾，而我则按他们说法是明摆着的敌我矛盾。按文革规定右派也不能参加革命组织。至于大家的出场大事，我当然义不容辞愿意出力气，但我决不能出面，否则对他们也不利。所以他就引我到半楼梯的一间阁楼房间里，这时来了两个为首的，介绍认识后。他们给我看了一份油印的文件。标题是《血泪控诉》。文章都是那文革时的文风，通篇全都是煽动性的笔触。除历数农场干部的上百条暴行外，还将这些虐待场员、劳教人员的行为一律归咎于所谓的走资派，然后大唱毛泽东思想万岁的赞歌，说如何坚信毛将解放大家于水火之中云云。

    我看了以后，不以为然，对他们说：“你们决不可以以革命派自居，把专政机关内的黑暗面抛向社会宣扬，这样必惹大祸。既然你们相信有空四军内左某人的支持，那也只能把文章做成向空四军首长的申诉。说明自己都系不足为刑事犯罪的受行政处分的人员，虽早已恢复公民身份，但多年以来仍被关失去自由，而且受到种种不公待遇。要求得到关怀。至于揭发材料，除有目共睹有许多人作证的外，可皆作为各个人的声诉，附在文后，如有出入也可不必为此负责。”

    他们点头称是，虽已有部分油印件抛向社会，但仍希我捉刀帮他们修改文稿。我将稿子带回家，进行了一番修改。除按上述观点写了前言外，总结了四份揭露材料。现在还记得其中一份是关于“万人坑”的，即饥馑时期成批的死者被草草地合埋在一个大坑里的事实。当然对于政府来说，本不以尊敬死去的区区小民为什么了不得的大事，何况那时成批地死人也来不及一个个地入土分葬。但这也总算一件人所共知之事，对死难者家属亦为一件耿耿于怀的惨事。如果联想到为什么会发生这样的饥馑，为什么会有这样多的人如此惨死，也就是一件被忌讳的事实了。另一件是反映白云山女队的事，在灾难时期，一位女场员饿慌了将衣服去与老百姓换食物，被该队的刑指导员发觉，竟然说，你既然不要衣服，那就罚你把衣服全部脱光了，在晒谷场当众走一圈。那女的和其他许多在场的人同时跪下苦苦哀求竟不得免。此事目睹者甚多。有充分理由相信是真实的暴行。

    所附的控诉材料非常之多，记得很清楚的一案是一位女劳教，她原是个越剧演员，劳教来农场后被分在总场一个郭副场长家中做保姆。那场长对她动手动脚，意图不规，她被逼不过就要求将来准她脱帽、出场回家。郭满口答应后糟蹋了她。如是被反复地被蹂躏了许久，女的既已失身，以后便难以反抗，后来发展出许多不堪入笔之恶劣行径，她忍辱道来，令人发指。然后该场长玩够了倒也守信，将她弄出了场，回到乡下。但女的回顾郭的种种下流行为，愤然写了一信进行检举，不料检举信不但没有效用，反到转至郭本人手中，行文到她乡下，反控她在农场有腐蚀干部之行为而被带上坏分子帽子。

    我愤然地改好文稿，给了他们。此事并未被发觉。潘本人于元旦日也被捕进来，但能守口如瓶。当然这事对他和整个他们的打算也利害攸关，他决不可能泄露。所以我们都过了这一关，未在当时就被上海警方扣留。

    到了七日清晨，我们全房间的人被叫出去。列队到了院子里，只见早有一辆客车停在那里，车的后座坐着两个女的正朝着我们张望。

    我们正报数时，忽然一声断喝“不许看。”接着又是一声“低下头来。”原来那两个女的是正常回家探亲的，听人家说白茅岭驻上海办事处今天有车去农场，就一早赶到香港路办事处前，问明了搭车而来。她们到了这禁地，未免好奇张望，被那无礼吆喝惊呆了，还没有反映过来，就双双被拉下车来，头发三下五除二被剪得乱七八糟，两人大声痛哭。后来一路上这两人哭得泪人儿般，无故受辱完全是这帮流氓打手为满足其下流心理而干的暴行。

    我们耷拉着脑袋，排着队鱼贯地上了车，一个个禁若寒蝉规规矩矩坐好。等车一出文攻武卫总部大门，车内就砸锅啦。大家叽哩哇啦地说开了，原来都是些曾经沧海的老改造，虽然必要时装得混身发抖，又何尝真正害怕过？特别是有一个在被问话时装出个低能儿的样子混得对手发笑了不能对他怎么样的小家伙，开心得特别厉害，他说出那开口闭口骂“小子”的人是某分局的警察，还学着那样子取笑。文攻武卫这“革命群众组织”的真面目不就很清楚了吗？

    傍晚时分，客车到了白茅岭总场。下车后并没有人管我，但我身无分文，混身酸痛也只能回农场了。我搭上了一辆去分流的卡车，车上都是干部，还有一个场长。车行至一个叫高大山的拐弯处，忽然被拦住了。拦车的人自称是当地的革命造反派。于是车被他们“征用”我们都得下车步行。步行虽苦，我看到了那些平时在我们面前作威作福的警察们也无可奈何地下车行走，心中却有着说不出的高兴，不觉健步如飞。天亮前我回到了分流四队。

    我在文攻武卫挨打的事却已先我而传到了农场。这是早我一天回去的前拳击冠军余吉利说的，原来文攻武卫那帮打手都是上体司，即所谓上海体育界革命造反总司令部的人，余和他们中的某人相熟。知道有一个山上下来（41）的硬汉。然而，这些人人却也有他们的义气，虽受命打我，却手下留情。故打得尽管热闹，还不算厉害。

    我脱开衣服，才知道整个后背以下直到小腿部全都皮下出血成为夹以青紫块的红色，成了半个印第安人了。于是我一面养伤，一面赶紧向家里写信报平安。家中来信除诉说那几天为我担心之苦，我妻子在文攻武卫门外整天地转悠打听消息而不得外，还说我父亲还坚强地活着，但我未免不安，故于二月下旬，凑了些钱又逃跑回去。

    这次是利用一个大礼拜休息日，上午有朋友送我走到了梅渚镇，用饭以后上了一条驶往江苏省溧阳县的渡船。不料那船并不是定时开的，它要等足二十名乘客后才肯开航。我上船等了一会儿也只有另一位乡下老妇来乘船。我怎能坐在船上等呢？于是便对船老大说，我把船包了，反正一张票三角钱，也就是化六元钱吧。这样我们就出发了。船行时，有一段航程是逆水行舟，需要背纤。我出于好玩，便上岸去和船娘一同背纤。我哼唱着伏尔加船夫曲体验着背纤的滋味，又一次体会到原来这种种在电影里可以表现得很苦的劳动与我们吃过的劳改之苦相比，简直算不了一会事。

    晚上船到溧阳，由于我包了船，又和船老大交谈甚欢，他便邀我就在船上过夜，这当然正合我心意，否则没证件还有麻烦呢。第二天乘车去无锡再转火车，晚上就又到家了。

    我父亲这时候排尿的问题倒是解决了，但反过来成了多尿。人已经虚弱得只能躺在床上呻吟了，神智虽仍十分清楚，但不免尿床。只好垫上了尿布，经常换下来用电熨斗熨干。身上也有了褥疮。辗转床第惨不忍睹。我到了他面前，他瞪大了眼睛望着我苦笑，无言以对。

    这时，上海的情况大变，到处都是游街批斗，我家附近的中华学艺社此时已为上海京剧院，卡车上押了人就在我门前开出去斗，口号声不断。我感到的就象置身野蛮人之中送无辜者去祭神一般。我们住的里弄几乎每个门内都有被抄家的家庭，真可谓人人自危。在那个时候把银行存单往马桶里冲的，将金银手饰丢垃圾桶的比比皆是。这种事现在的人很难理解，其实是因为你若是个被抄家对象，则你拥有财物就是更有罪了。它“证明”了你是剥削阶级的人，因此，被搜到时不但财物要被抢走，反而要被批斗、殴打。

    我们房子二楼亭子间住一个姓张的，她是上海第二医学院的学生，却已有了身孕，男的是驻沪空军的一个政治教官，后来她生下孩子，雇了保姆同住，她们和我妻平时来往甚欢，小孩也很得我妻的宠爱。当我家第一次被抄家时，我妻趁人不备将一包信件和一只小手饰包塞给那保姆，那保姆也很机灵，收下后藏了起来，不料抄家将完时那张女竟会把包又拿了出来检举说“这包也是她家的。”我妻为此又挨了一顿批斗。

    等我被文攻武卫抓走后，她更觉得机会来了，便伙同其丈夫多次到房管处，说我们是右派怎能住得比他们革命军人好。房管处的人屈于其势力要将我妻赶回娘家住，但我妻按着他们的调子以要改造好了才能回去，不能戴着右派帽子回去为理由坚决不同意，最后我妻被赶到绍兴路52号的一间房去。那52号是一座公寓，但分给她住的却是由后面佣人走的水泥楼梯上去的顶层的一间储藏室。 那房间只有4平方米面积。而且屋顶是斜的，只有一半地方人可站直。

    我回去的时候，那张姓夫妻已搬入我们住的后房，而我父母躺在前房屋中，眼看着房屋被占，也知道自己来日无多，这些人眼睁着等他们死了好进一步占房子。家破人亡是已经在眼前了。

    第二天，我妹妹从外面回来，又带来了一个坏消息，说是在路口贴出了布告，写着勒令此地区的地、富、反、坏、右马上到某处报到云云。我知道已不能在家里待下去，答应了家人的劝告回农场。当然。我并不甘心回去。下午，我找了两处朋友家，他们是农场中的朋友，很仗义，答应我可隐匿暂住。但是他们自己的居住条件实在太糟。例如一位张姓朋友住北站附近的一间不足十平方米的屋子，却住了祖母，他本人和两位妹妹，他和其中一位妹妹已经是打地铺睡了，仍邀我一同打地铺。我只好谢绝了他的盛情。

    我又回到了家中，母亲坐在床上看见了我，就顿着脚说“还不快走！”她老人家卧病在床已多年了，平时几乎不说话，我回到家里每每坐在她床边，扶她靠在我身上时她会露出会心的笑容。可是这次她竟轻声而又焦急地说出“还不快走！”边说边偷眼看着对面床上的老伴，唯恐这话被他听见了。我无可奈何地将脸和她靠了一靠，明知道这可能就是最后的一次亲近。然后我站起身来，退到门口，从那里默默地注视着两老。母亲是面对着我的，只见她满脸的焦急，父亲睡的方向相反，我不忍心和他告别，重病中的他并不完全知道发生了什么事，还在目光上翻地寻找着我。我默念着祈望着他能熬过这一关，然后就在妻的催促下转身走了。

    当晚我到了无锡，找到了唐焕新的家。唐这时是探亲超假在家。如是在上海则也难逃文攻武卫的关，但他毕竟在无锡。他家住底层，在墙外搭了一个半人高的矮竹棚，有所动静时就睡在里面是没人会料想到的。平时则协助他父亲做些裁缝活。当地的风俗，婚事时往往请裁缝在家里干活，所以能吃住在客户处，公安局也不容易找到他。他非常热情地接待了我。第二天我们去了惠山公园和鼋头渚，在鼋头渚遥望太湖，水天一色，回想56年时我曾和未婚妻随其兄的单位来玩过，才这几年，已经是“江山犹是昔人非”了。

    我们商量了出路，唐有一位在丁山镇的至亲，他可介绍我以流浪汉的身份在该地的一个窑厂做工。有一位难友任寿春，50年进军政大学，后来当兵，位居空军中尉。因受不了部队生活的约束，脱离了空军部队，在乡下谋到小学教师的工作，又考到上海师范学校攻读中文，于是成了右派。起初在农场听干部口口声声今冬明春解决问题也还能忍受。看到了右派队后期的局面，彻底失去了希望，就毅然逃出农场。他是个聪明能干又非常能吃苦耐劳的人，骑自行车一路流浪了两年之久，其中有半年就是和唐焕新一同去丁山窑厂做小工的。唐的那位舅父也够精明的，知道他们是黑人，只供食宿，不给分文工资，却要干很重的体力活。任身体结实还能使他满意，却嫌唐体力不够，要赶他走。于是两人只好离开。其中也可见人情的淡薄。我考虑再三，认为当时农场正在变动之中，不妨再等一等。再说一时也下不了决心隐姓埋名放弃与家庭的联系而去做苦力。这样我就取道溧阳又无奈地回了农场。

    3月15日我收到了父亲病逝的电报， 又请假赶回家中。然而进门一看却只见五斗橱上一对骨灰盒赫然在目！

    原来当我还在无锡时，1968年3月1日下午我父亲在连续两天两夜呼喊我以后就心力交瘁地咽下了最后一口气。 我母亲在对面的床上守着父亲的遗体，直到2日下午遗体被送走后，才喝了一碗粥，她示意要睡了。我妻扶她睡妥后刚站到窗口去透一口气，忽听得背后有些异样的声音。忙回身，则母亲也已走完了这苦难的人生之路。

    那时局势混乱，电报不通。注射了一次防腐针后电报仍然不通，不得已而不待我回家就先行火化了。

    面对着空荡荡的昔日充满欢乐的家，我当时的悲哀是无可明状的。至今，我夜半扪心犹不能不深深地自责我的不孝，竟在我父母亲最需要我的临终时刻背叛他们而走开了。的确，上一次文攻武卫的遭遇在我心中留下了印记。活着走出那里不能不算是运气。啊！我竟没有胆量再熬两天，让两老走得安乐些吗？虽然，亲友们都为我开脱，认为如果我又当他们的面被捕，就会马上出事。母亲也正因此而赶我走。然而，我竟没有料到只要再坚持两天！当时这帮所谓‘革命群众组织’造成的无法无天的，使人人自危的局面威慑着善良的老百姓，马路上杀机四伏，随时随地都会发生暴行。我心中十分明白是谁应该对这种人间悲剧负责，然而又有何处可以诉说？

    住后房的孙姓军官到前房来小坐，他居然假惺惺地对我慰问。我着实地对他冷讽热嘲一番，说我们根本是住不起这房子的，尤其是父母故世后，也没必要住这朝南的大间，还是住后面那间更好些，但可惜他已搬进去了，他如晚几天去房管处要那后间，原是可以住这前面的大间的。这位教官居然听不出我的挖苦之意，不但点头称是还大大地显出了懊恼。

    半个月后，我不得不又去了农场。此后不久，房管处以欠租为由，将我妹妹赶到绍兴路50号的汽车间居住。

    我家的老佣人原是我外婆的佣人，她年轻守寡在我家过了大半辈子，和我家多年共患难，这时她在苏州的一个侄子找上门来，表示要接她回去，事实上我家这时家破人亡，住房发生困难，她依依不舍地跟侄儿去了。不料这个侄儿接她回去是假，贪图她为佣多年积蓄的2000元钱是真。回到苏州，把她的钱骗光后，这位善良、辛苦一生的老人以七十多岁的高龄被折磨而死。这是我平反后才知道的。

    我回到农场不久，形势又进一步恶化了，每个分场来了一个军代表。这个三十来岁的小伙子权大无比，其实还不是被农场里那些老奸巨滑的干部利用着。于是经常召开大会，大会上气氛紧张，无非是当众逮捕反革命之类，然后是口号震天响，散会后则学习大会“精神”等等。

    这时队里也二三天一个会，其内容说来滑稽，说是宣传毛泽东思想，开会时先要朗读毛语录，然后指导员训话。这方指导员是个具有非常卑劣性格的典型人物。这种人一旦有机会欺负人，他非挖空心思去实现他的特权不可。而如果被欺负的人胆敢那怕是流露一点不服，那当然就是大逆不道，反动透顶。他欺负不了你时，就会比他受到了欺负还要义愤填膺，歇斯底里大发作。这种人我见到的不在少数，遍布社会各阶层。所以一个人若被无端地打成贱民，到处便会受到这种人的欺凌。此人态度恶劣，说起话来脑袋左右晃动，我后来替他起了个方摇头的外号，这一外号不径而走，他恨得我牙痒痒的自不在话下。这个方摇头说起政策来口口声声农场内是两类不同矛盾交叉，然后就举例说李某是明摆着的右派，是敌我矛盾。第一次批斗我仅仅是以我的一句笑话为由。 那是在一次我从食堂里买早饭回去， 有人问我“有什么菜？”我随口答道“美味咸菜。”那人感到很幽默，这话便传开了，有好几个人都称咸菜为美味咸菜。方摇头批道“难道咸菜是美味的吗？┅”以此证明这是我对社会主义的“恶毒攻击”。

    我对这种挑衅当即于以反驳，这时的斗争必须使用语录战，大家利用毛语录中的片言只语断章取义地作为理由。例如他说我右派是明摆着的敌我矛盾，我则引用语录中看问题不能只看定义这一条说右派已是十几年前之事。他说右派是反动派没有言论权，我说我是因言论而成右派的，实际上就驳斥了毛的话。当他理屈辞穷时便狂呼“先整他的态度。”所谓整态度就是动手动脚了。例如将人弯成90度以上两臂后拗即所谓的喷气式，我那时身体强壮，可并不是两个人制服得了我的，而第三个人也插不上手来施刑。结果总是一场搏斗。

    有一次整态度时逼我站在一条长凳上，然后将一只粪桶挂在我头颈上想逼迫我低头，但我仍将头抬得高高的，就又用麻绳套在我头上两个人在下面坐着往下拉。我撑了一会儿后就假装从长凳上跌了下来，我是直挺挺地跌下来的，把粪桶砸在这两人身上。

    每当这样地演出全武行后便以捆绑禁闭收场。五花大绑实在是一种非常残忍的刑罚，我真怀疑，有了这根简单的绳子又何必要有老虎凳？后者无非是将人的膝关节向反方向拗，而五花大绑时却将手臂向后扭曲，我们在电影中看到的酷刑不过是将人正面地两臂分开，手上绑了绳子悬挂起来。这对我们所受过的刑罚来说简直就不算一会事。在反绑以后再把人吊起来，就用你自身的重量作用于你被反向拗过来的肩关节。无不在几分钟内大汗淋漓全身麻木的。这里也可看到电影艺术的局限性，因为如若用这种方式上酷刑，不但演员受不了，也找不到一个适合的角度来拍摄。

    我对被捆绑是有思想准备的，若在夏季，被绑时要将手臂肌肉鼓起，那末在绑好以后放松肌肉时绳子才不至于嵌在肉里太深。那时候还好是冬天，穿着棉衣挨绑要好过些。绑好以后我被送到禁闭室去。会是在食堂开的，食堂的东面一小间是厨房，而与之对称的西面原来是仓库的小间那时便是禁闭室。我被关进去后就马上拿出鞋中准备好的刀片，将绳割断，再将断口在窗台上磨得看不出是被刀割的。

    如此在若干次的被捆绑以后，居然当方摇头狂叫要绑我时那些打手不那末起劲了，说也可怜，原来这帮人竟是带了自己的铺盖绳来捆我的，被我割了几次未免有些舍不得！

    关禁闭实在是很好的事，至少不必再开会，也无需劳动。我在禁闭室中还听得见外面的批斗会。有一次外间正要动手打人时，我将拉线开关一拉。原来我预先在灯泡上放了一小片碎刀片，这样短路了电源，会场一片漆黑，那几个打手在混乱中也挨了打。

    由于我这样地对抗，关我禁闭或开会斗我都已长不了他们的威风，就不再关我了。

    有一天早上，我去食堂买饭，刚走到食堂门口就被两个人拦住了。这两个人是养牛的场员，农场中大凡不在大田劳动而在所谓小单位即伙房、饲养、耕田等处劳动的都是一些所谓的“要求改造”的人，也即是专事汇报讨好的狗腿子。这两个狗腿子拦住我的路说“你得在大家都吃完了以后才可以吃，而现在得90度站在食堂门口的路上。”说着就对我动手动脚，我们就打了起来扭作一团。这时早就在约20米外注视着的导演方摇头走了过来，大声喝道“你嚣张什么！”我说了情况，他说

    “你是明摆着的右派，是敌我矛盾，应该天天站在这里向毛主席请罪。”

    我说“这且慢说，现在这两个明摆着的流氓坏分子趁此机会把我的饭票全摸走了，你看该怎么办？”

    其实我这是瞎说的。他们虽然声辩，而方摇头深知这些人的德性，也不搜我身看看饭票还在不在身上，大概他也知道如我真被偷光了，吃不成饭也是件麻烦事，便想了一想，吩咐另一个管晒谷场的场员汤三宝

    “把他带到晒场去禁闭。”

    汤是这些人中力气最大的人，所以这帮流氓都服他，此人却还有流氓义气，很懂道理。我关在晒场旁的草屋里跟他劳动并不吃亏。他很粗心大意，有一次他把一本语录连同其中夹的饭菜票遗失了，恰被我捡到。我将语录烧掉，将饭菜票陆续地送给他，另外也送些衣服之类给他，就有了交情。

第九章  分流四队

    分流四队是个场员队，其实所谓的场员仍是在社会的最低层，谈不到有什么自由的。场员不经请假批准并不能外出。和劳教队不同的只是每年有几天探亲假，我因为刚探过亲，就轮不上了。此外，吃饭是用饭票买的。至于买东西，则身上虽可以有现金，但因不能外出，仍需集体登记购买。场员的工资是平均每月20元，但按农时不同，冬天每月17元，夏季农忙则有22元。为了刺激生产，采用工分制，每天劳动下来，要分小组地各人记下工分。这看来象计件工资，其实不然，每月到月底，将全队的工分加起来，得出总工分数，然后再将总的预定工资与之相除，才算出每个工分值几钿！如果对照马列主义说计件工资是资本主义最大的剥削的话，则这是更进一步的发明了。然而人到了这个境地，自私自利的劣根性竟仍然大发作。有些人就是很肯干，把工分值降到了只有二三分钱一个工分。于是弄得劳动力差的人饭也吃不上了， 便将工资中的6元钱拿出来做基本工资，而将其余的让大家凭力气去抢。

    我在这里结识的人中，政治思想犯并不多。有一位许鸿宾（其实他是分流五队的，知道了我在四队，溜过来看望我。）原是复旦时比我高两班的同学。他60年时有一天在马路上看见一个人拖住一个小孩子，小孩吓得哇哇叫，一问之下，原来那孩子拿了一块肥皂想和人换粮票，被那人抓住，逼着追问他父母是何人。许就打抱不平说“你难为小孩子干什么！”小孩趁机跑了，不料那人是个便衣警察，一闹之后把许抓了进去，就此被捕送劳动教养。

    另外还有一些人犯的是所谓“叛国投敌”罪，例如有位余吉利，他本是解放军中的一个运动员，是全国的拳击冠军。后来拳击这个体育项目被取消了，他感到没前途，想到香港去求发展。这样就算是“叛国投敌”。

    其他很多人是自称犯生活问题的，其实即是有了婚外情，这叫做“搞腐化”，当然资产阶级思想严重必须改造了，如果婚外恋的对象是个现役军人，那就不是劳动教养完事的了，那叫做“破坏军婚”非得判刑劳改不可。

    但那时候劳教也不一定比劳改好，我在涛城时就遇见一个徐姓的人，他是个中学生，和他哥哥两人不学好，与一帮流氓混在一起。有一次流氓们要在襄阳公园打群架，约好了日子，弟兄俩讲好了要参加的。临时，弟弟畏缩了，事前去公安派出所报告。警察说“好，你不要声张，到时我们会来的。”有了这个内线，打架时这帮人被一网打尽抓了起来，乃兄被判了三年徒刑，他因检举立功，从轻发落送来劳动教养。三年过后，乃兄从苏北劳改农场被释放回家，他却在劳教农场里饿得没命，他哥哥还来探望接济他呢。

    虽说场员已是公民，可是连通信都仍不自由，寄来的邮包更不用说要被当面检查了。那队的几个队长也够高水平的。有一次有人家里寄来的邮包中有几卷手纸。这些干部从未见过这种软的手纸，动疑心了。叫了一个上过大学的做统计的积极分子去问，问后还不放心，又承他们看得起叫我去核实。原来他们异想天开看见卷筒纸当作什么密电码的纸了。又有一次，一个场员探亲回来不久，其妻来信被他们偷拆，看到了写着”这个月m.c.没有来。”又大惊小怪一番，可见他们的阶级觉悟倒也的确是够高的。

    离开四队不远，在靠近分流庙拘留所的公路旁有一家小店，也卖馄饨。这就形成了一个集市，是获准了假外出的场员常去的地方。有一个场员在那里买完了吃的，靠在一棵树上闲看，忽然旁边有人惊呼“你的手臂怎么啦？”他一看，晕了过去。原来附近的部队打靶，一颗流弹击穿了他的上臂。他于是被送进了医院，后来据说部队的“首长”去看望了他，还给了些水果。这事就了结了。连道歉都没有，更不要谈赔偿了。场员的社会地位就是如此。

    在这种情形下，农场又耍出了一个新花招。立出了一个名目叫职工，其待遇高于场员，例如可以做看门的纠察之类无需重劳动的事。其实，刚有少数场员之时，场员的待遇不也较自由吗？然而，还是有一些想不开的人，见了这只电兔子，就象跑狗场的狗一样追逐起来，拼命地干活。这真是统治有方了。当然，也得有被统治的人的德性配合才能施展此法。悲夫！

    因为场员有探亲假，所以消息就比较灵通些，可以知道些社会上的事。有一位冯继华，是个很有才华的作曲家，他告诉我一件十分荒唐的事。当他探亲回到宁波附近地区时，不但看到了道士求雨的场面，还见到了当地发生的一件烈士“显灵”的趣事。一个农民背着肚子疼的妻子去治病，半路上背不动了，就在一处坟墓旁坐下来休息。休息时，不知不觉地睡着了。一觉醒来，妻子的肚子也不疼了。于是传出了这样的一个神话：这坟墓是白求恩的坟，说是白求恩有一个中国妻子，在战乱中失散了，因此白享受不到香火。他现在显灵给人治病，以求找到他的妻子。这话一传开，远近的人都来求诊。先是病人来此，对着坟墓叩头祷告一番，然后将坟墓旁的草拔一些回去煎汤服下，无不见效的。后来坟上的草被拔光了，就从家里带些草来，在坟上供一供，也能管用。这还不算奇怪，妙就妙在叩头祷告的时候必须声称自己三代都是贫下中农，亲亲戚戚也都历史清白。因为白求恩只给革命人民看病云。

    当我回忆到当时听到农村如此之愚昧而惊奇时，我何尝会想到时至今日90年代，中国的愚昧竟会发展到更为惊人的地步呢。居然有“神医”胡万林藉一点兽用芒硝包医百病。青岛的韩淑秀“大师”以杏元饼干，痱子粉，雪花膏和小红纸的符治病，无不历时多年，敛财数百万。即使在上海，动物园也出售虎尿，虎粪供人作为神药，还供不应求呢！

    有一次邱管教队长找我谈话，“教育”我，要我安心在农场劳动，我说我不可能安心，既然解除劳动教养，应该分配适当工作才是，他指着报上的大字标题《做党的驯服工具》给我看，说党叫做什么，就应当做什么。我听了实在觉得可笑，便驳斥他说“我只有在读古代历史时才读过古埃及人把奴隶叫做会说话的工具，我们怎么能接受做一个工具的说法呢？再说驯字从马，可见驯服一词决不是用在人身上的，何况说人民是国家的主人呢，难道主人是个工具？再退一步说，即使党把我们当作工具，党也应该会用工具才是道理。明明是把钢刀，总不应该当废铁用，上了多年大学，总不见得只好作最低等的劳动力使用吧。”他说不过我，不了了之。

    不久，文化大革命开始了。先是有所谓的“扫四旧”，把我们的书籍，家人的相片全部搜去，几天后上海家信也说家中遭到了洗劫，反正是见了值钱的东西就拿，在你手里是四旧，抢到他们手中就不旧了。我家是被我妻子学校的人来抄家的，抄了好几次，先还象回事地出收条，后来又将收条作为“变天账”收去。家中的藏书是第一批遭殃的，运到他们的学校里放火烧，差一点儿连房子都着火造成火灾。我家并无值钱的财物，被搜去了许多当票，后来知道当铺里的衣服也全被人取走了。此后小学生也被煽动了起来抄我们家，这些孩子又能懂得什么？他们口口声声“毛主席是我们的红司令，我们是毛主席的红小兵”他们打人的根据就是毛语录“凡是反动的东西你不打它就不倒”。只知道右派份子是坏人，对坏人就要打，他们往往无端地对我妻恶作剧，追逐着用整簸箕的黄沙向她头上倒，或将污物往她

身上抛。可怜我妻东躲西藏，往往深夜才敢回家。一旦让这些不懂事的孩子去抄家，就一次次地三五个人一伙见好玩的，好吃的样样都拿。

    再说我大哥，他少年时得病成了残疾人，从颈部起脊柱就是僵硬的，不能弯动，两腿直至脚趾无一关节可动。多年以来贫困严酷的生活条件使他在1965年冬我第一次得假回去时，已经只能躺在床上了，那年我向他告别时，他在床上转过头来眼泪汪汪地喊道“我们还能再见面吗？”我只好尽量忍着泪水安慰他，但心中也确实是没有信心的。到了66年10月抄家时，他更已卧床不起。然而那些孩子并不放过他，将找到的40年代的旧皮鞋往他脸上砸说是他穿的阿飞皮鞋。见他睡在床上不动弹，就用皮裤带当鞭子抽打他，还拿扫帚往他脸上扫。一个病人如何经得起这样的打击与侮辱？他就此绝食，当时我的岳父亦被里弄里无理批斗，气极服毒自尽，幸而被发觉救起。我父亲总算年岁大，有个好邻居保护未对他动武，然而那些丧心病狂的造反派竟然第二天一张大字报贴到那好邻居的单位里，幸好他是个工人才未倒大霉。我母亲1949年中风后就一直半瘫在家，此时早已不能下床，一家人如此，怎能顾及我哥的绝食？他就这样于1966年10月29日悲惨地去了。我得到家书不觉凄然，回想幼时依在他身边听他讲故事，教我读古文的情形，能不捶胸悲愤！即使三十余年后的今天行文至此，犹不能不停笔掩面，默思良久。想当年那些天真的孩子竟被所谓阶级斗争的理论鼓动起来干出这样残忍的毒打残疾人的行为；我哥挨打辗转床第，母亲瘫痪在旁眼看着爱子被殴，父亲被人拦在窗前敢怒不敢言的局面宛如眼前。天何言哉！

    政治上的权力斗争古往今来历来有之，然而为了打倒政敌居然利用到了不成年的小孩子们，唆使他们干出伤天害理的坏事不算，在耽误了他们的学业以后却又发明了一个所谓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的“理论”，一巴掌将他们“上山下乡”流放到远离父母的边远地区。这就是所谓的“老三届”一代人的故事。其狠毒如此难道不也正是这一公认的史无前例的浩劫的一个劫难吗。当今的恐怖组织为其政治目的，不惜残杀无辜生命，其暴行的现场惨不忍睹，已受到举世瞩目和谴责。但其暴行还是一时一地的，比起所谓的“上山下乡”之时、空规模岂非小巫见大巫！我见到一位当时的“知青”说起他们被迫离家的情形：火车站红旗招展、锣鼓喧天，一派欢乐景象。家长们强装笑容，表示衷心拥护之至。随着一声汽笛，不知是谁实在忍不住了，发出一声极轻的哭泣，于是如同原子反应堆的连锁反应，整个车站，车上车

下哭声震天。那些成排的纠察也根本管不了啦。车一开动，车上的情形更是难以描述，有哭喊的、有沉闷的、有借酒浇愁的、有高声歌唱以发泄的，总之是乱作一团。设想几千个孩子被迫离开亲爱的父母，其情形何如？我想如若我当时在现场，目睹此惨状，则即便在其中认出了殴打我哥哥的孩子，见他遭此下场，大概也不忍心追究他了。

    然而这时我仍不能回去，农场里一面仍加强了强制劳动，一面也加紧对毛泽东的崇拜活动，每个房间要砌一个“忠字台”这是用砖砌好再用砂浆石灰刷白的犹如灶台的东西，在其前面用红纸剪三个忠字贴上，后面墙上贴毛泽东的画像，灶台上供着毛泽东的四本书，活象从前供的灶君菩萨。那时去书店买这一套四本书可不能说买书，要说“请红宝书”才行。在当地老百姓家中则更荒唐，每家都要在房中贴上120张明信片般大的完全一样的毛泽东画像，说这样一来毛泽东就活120岁了。都有村干部来一张张点过，那家要是少贴一张就犯了大罪了。

    那时候强迫大家要唱一只歌，歌词中有“天大地大不如共产党的恩情大，爹亲娘亲不如毛主席亲”。每当要唱这支歌时，我总是借故上厕所，或是走不了时在唱这一句时含糊其词。有一次在厕所碰到一位许姓老者，大家相视一笑。他说“我也决不唱这句歌词，就是被他们捉住了我也有话可说，我说我都这把年纪了，这样唱我怎么对得起我父母在天之灵！”

    后来又出现了所谓的毛泽东思想宣传小分队，也不知他们的大队在哪里？有没有小分队以上的大分队或总队？这些人到处敲锣打鼓写出的标语是什么“誓死保卫毛泽东思想”之类莫名其妙的句子，难道说毛泽东已被敌人兵临城下打得要人“誓死”才能保卫了？而在这个时代，要誓死才能保卫的“思想”却决不是当权的毛泽东思想。

    又到了1967年冬天，我家里想出了一个办法，先发了几通电报，说我父亲病重，要我回家探亲，但这些电报都被截留了，我收不到。然后，我家里去派出所取得父亲病重的证明，寄来农场。总算我得到了十五天假期，但是，要由周队长陪我回去，实际上他是受命暗中押送我回家。真不知他们如临大敌地怕我些什么。

    走前，还有人叮嘱，一定要背熟老三篇（40）和一批毛的语录。说是路上随时随地都会遇到要你背诵的，万一背不出就糟了，免不了一顿毒打。

    我们取道南京回到了上海。果然我的父亲病得不轻，他是因前列腺炎而小便困难。我一到家，他因兴奋之故，第二天更困难了。我们将他送到徐汇区中心医院，事先约好了在我内兄的同学彭龙舞医生值班时去求诊，于是得以进入急诊观察室导尿、输液。那时医院病房紧张，80岁老人如无熟人决不可能住进医院。然而几天以后，另一名医生值班时，竟将并未痊愈的老人赶出了医院。此时，彭医生亦无可奈何，只好嘱以先回去再说，以后有机会再送。我们只好将父亲暂时接回家中照顾。每次排尿都要帮他按摩。

    12月25日上午，和我一同来沪的周队长忽然来访。我们住的绍兴路26号房子由

于多年欠租，已经紧缩到只住二楼的一层两间屋了，那时我父母和妹妹住前屋，后面一间用衣箱分隔成两间，是我妻和一位老佣人住的。我在后房接待了这位队长。他对房屋羡慕赞美了一番后说我已超过假期，命我马上回农场。我告诉他父亲的病情，请他宽限几天，并说“不信可去前房看看床上老人的情况。”他说不必看，他完全相信，但说他无权延长我的假期，是场长叫他来命令我回去的。最后在临走时，他威胁说“你要考虑你的前途。”我答道“我不能因自己的前途而置我父亲的生命于不顾。”

    1968年元旦凌晨刚过0时， 我妻被楼梯上的脚步声惊醒，马上敲门声中我也跳了起来。披衣开门，只见一群大汉，个个头戴藤安全帽，手持一根约两米长的钢筋，笃笃地朝地板上敲。他们一拥而入，其中为首的对我说：

    “我们是文攻武卫的，现在请你跟我们走一趟。”

    “去哪里？”我边问边穿衣。

    “文攻武卫总部。”

    我回头看着惊慌的妻子说：

    “记住了，我是到文攻武卫总部去的。”

    这时她还坐在被里刚穿好上衣，赶紧将一只手表递给我说

    “拿着。”这是我们当时唯一还值钱的东西。

    我被他们押出了门， 往西走了约一百米到了对过绍兴路7号中华学艺社门前上了一辆大卡车，他们命我在车台上背对驾驶室坐在地上，而他们则排列两旁，一律站着。后面还有一辆压阵的卡车，也站满了伟大的文攻武卫战士。一路风驰电掣地向外滩驰去。我偷眼看他们脸上的表情，一个个都严肃得连眉毛也一动都不动，真象演戏一般，似乎他们不是从床上抓了一个书生，而是在血战沙场后逮住了敌军主帅，真是又好气又好笑。这时候月明如画，他们头上的藤帽大概是他们自己想象的钢盔，却在我的想象中变成了字纸篓，这不简直是儿戏吗？所以竟一点害怕的心思都没有。

    车过外白渡桥，一拐弯就到了所说的文攻武卫总部，也即是现在的俄国领事馆。当时人声鼎沸，我还没有反应过来就被几个人抓住了手脚，他们训练有素地把我举起来隔着车拦板抛了下去，下面自有人接球。我只看见似乎水泥地在飞速地被拖动，原来我的手脚至少被四个以上的人分别抓着，脸朝下地向前飞奔。

    然后我被按倒在地，有人楸着我头发让我抬起头来，面对着一个“革命女将”，她拿着一个木板纸夹和笔，嘶哑的喉咙逼尖了声音喝问道：

    “你是流氓阿飞？”

    “不是。”

    “是投机倒把？”

    “不是。”我声音大了起来。

    “是那里来的逃犯？”

    “都不是。”我声音更大了。

    “还要嘴硬抵赖！打！”

    她一声令下，我的屁股上就是一顿竹板。打完以后被架到地下室的一间屋子里。那间屋有约二十平方米大，被电灯光照得恍如白昼。里面沿墙已经蹲着一圈被抓来的人，个个都不声不响，见我进去只抬头看了一看。我被指定在一个地方蹲了下来。过了一会，趁看门的两个老工人不备，我旁边的人低声问我“哪里的？”我说“白茅岭的。”他说“这里都是农场的。”

    后来又陆续被推进来了几个人，然后来了一个披黄色军装棉大衣的人，手里拿着一叠纸开口闭口“你们这些小子”地训了我们一顿。意思是你们都在上海作恶多端，犯罪累累。“现在，你们谁要坦白交代？如果坦白交代可以争取从宽处理，要的人可以来拿纸头。”我应声而起，拿了一张纸。

    随即，我就写了一张抗议，声明既非流氓阿飞更谈不上投机倒把，也决非逃犯，是探亲来沪的农场场员，是公民。完全无辜地被非法绑架来此，要求赔礼道歉并马上送我回家。缴给了看门的工人。

    关在那里是根本不知天色的。等一会儿，外面有响动，知道是吃早饭时候了。这时进来一个大汉，叫我们站起来排好，报数。共约二十来个人，于是背诵老三篇，完了立正，那汉子带上白手套，每人被打一个耳光。这可真够英雄的！我说

    “是不是背了老三篇该挨耳光？”他竟也未听出我话中的挖苦之意，嗯了一声。然后是排队去拿一盆粥，喝罢又要送空盆出去。送好回来，就在门口外的地方，我被喝令站住。那是个较宽大的走廊，我们的房间在其北边，东面则另有两扇门，是两个关人的房间。走廊尽头放着写字桌，是他们临时办公的地方。坐着一个人，阴阳怪气地问道

    “你写的什么交代材料啊？”我说我是抗议你们抓错人了，这时我的背后就有人拿了大毛竹朝我打来。我大声呼喊“不许打人。”那坐着的也站了起来喊道

    “看你还抗议不！”一顿乱打之后，就有人按着我的头要我向着墙上的毛泽东画像下跪，我厉声回答“毛主席本人决不可能要人对他的画像下跪。”那按我头的人比我矮小，见按我不动也就算了。

第八章  分流一队

    1965年夏，我在监狱内的监狱被关了两年半以后，又被放回了生产队。这就是分流分场一队。分流一队位于分流庙拘留所的东北方向，这里集中了57年以来到那时还没有解除劳动教养的，以及场员而再次被劳教的人。用他们的话来说，就是一个老改造队。所以派来担任主管的张管教是一个很凶狠的队长，这只要从他对待一位姓高的老者的态度就可以明白了。高、张两人原来是邻居，同为失业之人，50年代，两人同去江西路的同一个失业登记处求职，姓高的走到了民政局的窗口，而张则去公安局的窗口登了记。不久，通知下来两人都得到了安排。张当了警察，而高则到白茅岭做场员。57年农场性质改变，高的地位急剧下降，在困难年代又被判了劳动教养；张则也从上海被派到白茅岭，恰好成了高的顶头上司。可是就我所见，张对高决无宽容之意。从这两人的关系也足见机遇之作弄人了。

    我到了一队又碰见了许多老朋友，大多是比较性格倔强的人，或者是所谓的有历史问题的人，因为后者的解除劳动教养与否根本与表现好坏是无关的。我到了该队日子并不好过，因为我早已成为了白茅岭的知名人物，谣传我如何如何地“反改造”。所以第一天那张队长就叫我去训话，叫我要“老实些”不要找他的麻烦。

    重逢的朋友中有同船来农场的温健、原右派队的彭君毅和林学成。彭原是上海机械专科学校（即国立高机）的教师，是极为爱护学生的一位好教师，还曾经是地下共产党人。他为人刚直，是右派队中最受人尊敬的人之一。在分流一队也受尽歧视。80年代平反后已届退休之年，住房得不到解决。有一年夏日炎炎，居处不堪其热，不得已而去外地谋职，在广州市火车站突发心脏病不幸去世。

    彭的妻子胡女士是位家庭妇女，对丈夫忠贞不渝，也不畏强暴。有一次来农场探亲， 那张队长在让他们见面前先来个下马威，对胡无端训斥一番。胡女士答道“你说他反动，他如不反动也不会到这里来了。政府既然把他交给你管教，我又不和他生活在一起，倒是我应该责问你为什么没有把他教育好？怎么你倒说起我来了？”张管教队长无言可对。

    林原是某轮船的三副，随船于50年“起义”回大陆。回来后就明升暗降调在陆地工作，再也上不了船。平反后在港口工作，95年患肝癌去世，家属欠下医药费万余至今未获报销。这些都是后话。

    分流一队也有一些来历很神秘的人，这都是由游民场员而转变身份来的，例如，有一个姓潘的心脏病病人，常年不能劳动，当他忽然死了以后，仍有大笔汇款寄来，而汇款人的地址全是假的，无法退回。据说此人还是国民党的一个中将，又与共产党上层有关云云，

    但传说的事就不去管它了，且说有一个名叫李妙龄的故事。李妙龄在读中学时，在一位爱国教师的影响下随许多同学一起去了浙江省四明山抗日根据地，加入了三五支队打游击。那支队伍是共产党领导的。抗战胜利后，他曾来上海做地下工作。他很得意地说起，有一次他受命在大柏树骑着摩托车待命等人，当有人在他肩上按暗号拍打时便载着那人向市区驶去，再次暗号时则将搭车人放下，但不准回头看那人。果然那人按时来了，当车行至虹口体育场时，听见后面爆炸声响，次日读报方知是江湾军火库被炸了。后来由于王孝和破坏发电厂案被捕，他们慌忙逃离上海。于是他辗转到了苏北根据地，曾在一电台工作，又做过李立三的司机，后来在进攻上海时，他是陈毅的司机。他说：

    “忽然前线传来上海已解放的消息，大家都感到快得有点意外了，陈司令员高兴得不得了，马上带着大家出发去上海。我开的是第一辆车，心里想会不会有地雷？为了首长的安全，就把车往边上一靠，说是抛锚啦。让其它的车走在前头。”

    进了上海以后，他仍是陈的司机，并负责做司机的小组长。他部下的那些司机大都是接管过来的人员，即留用人员。有一天，一个原上海籍贯的参谋对他说：

    “小李，开我去一次某地。”

    他心想肯定是这参谋想要坐车回家炫耀一番，就回了一句：

    “是公事还是私事呢？”那参谋愣了一愣，李又说了：

    “不是我不肯开，司令员说过了一滴汽油一滴血，不能私事用车呀。”那参谋只好作罢而去。

    过了几天，他因琐事和手下的一名留用人员司机争吵，那司机回嘴说：

    “你有什么了不起，你从前也因某事被批斗过。”

    李想这事该司机如何得知？必是那参谋因用车不成，怀恨在心于背后挑动那些司机不服他管。他说：

    “那时我们还很民主，我和那参谋是一个党小组的。在开会时，我就此事对他提意见。我越说越激动，那参谋被我说得直冒汗，我看他将手伸进裤袋，我一时情急就掏出了手枪。但其实他是在口袋里摸手帕。

    “这下可糟了。我被缴了枪，关了禁闭。禁闭后我就被调往吴淞口处的一个电台工作，那是一个干扰台，我被安排去管发电机。可是那电台的台长竟就是和我一起上四明山的同学，还是个女同学！我这个大男子怎么咽得下这口气？

    “我就闹情绪不干，跑回上海，去军管会找粟裕，他是个好人，对我好言安慰了一番。我坚决要求开车，但结果只能让我去开运输卡车。我终于不服，闹情绪，最后以无理取闹的罪名被送劳动教养。但我来农场后还是受到很好对待的，不久脱了帽，当上场员。但我又怎能安心一辈子就这样呢？

    “我逃跑到上海，站在大世界门口，靠在铁栏杆上望着马路上来来往往的车辆，不胜其伤感。这时，忽然有一只小手来拉我裤腿，悄悄地说：爷叔，你饭吃过吗？我问他什么意思，他说他有钱，要我带他去吃馆子。原来这是一个小偷，他靠摸口袋偷的钱，可是人小怎能独自上饭馆呢。

    “于是我们去了饭馆，我们点菜吃喝，完了他从桌下把钱塞给我，我付了账还有钱多！这样我就干起了这一行。当然，我不愿回农场又能有什么生活出路呢？最后，好景不长，我以教唆犯的罪又来劳动教养了。”

    我听了他的故事也很为他惋惜，要是能给他以出路又何至于此。

    再说我在禁闭和拘留中度过了两年半，实际上是更进一步地与世隔绝了，那几年发生的四清等运动，我都不知就里，但从一件事看已可见那时对毛泽东的个人崇拜已发展到可怕的程度了。那是有一次我因开大账买东西，去到管事务的一个队长那里，另有一个人掏出香烟来敬那事务长，后者说不会吸，还说抽烟有害的话，前者看见身边一张报上有毛泽东的新闻相片，随口开玩笑说

    “要是毛主席给你香烟呢。”事务长马上不加思索地回答

    “那我连烟灰都吞下去。”说时那脸上一脸的谄笑简直令人作呕。但他们两人嘻嘻哈哈，不以为耻。

    却说到了11月中的一天上午，我刚到田里劳动，忽然被叫回去，队长指着一个干部说

    “这位是总场的某队长，你现在马上回去取些随身替换的衣服，他带你回上海探亲。”张队长的态度从来没有象这样的和颜悦色，我知道这绝非坏事。

    我并不怀疑家中有什么不幸，因为劳动教养的人，即使家中有丧事也绝不可能请假回去的。我在路上问那个带我的队长，他也完全不知是怎么回事。我们搭便车到了总场，在那里我知道这个队长是两个押送一批人出场的干部之一。我遇到了几十个出场的场员，他们都兴高采烈，大多是回了上海再转去其它乡下的人。我们一同被用客车送到湖州后乘船到上海。在上海码头，队长说，

    “你回家好好看看，到时候我们会来叫你回去的。”至于什么时候，他们也说不上。

    回到家中，见到了父母，兄妹和妻子，当然非常高兴。我这才知道了是怎么回事。原来我父亲有一个老朋友，名叫孙厚生，老先生是老同盟会人，跟随孙中山先生革命的，在广东省时曾任造币局局长。国共合作时期结识了周恩来、董必武等人。50年代，他与一个姨太太蛰居上海，因为路近，常来我家闲谈。他那时靠在文史馆挂个名，每月领取60元钱生活费。平时根本不去，逢到有事则去锦江饭店吃一顿，在诸如反对美帝的宣言上签个字而已。谈起蒋介石时，他眉飞色舞崇敬得很，说见到他两眼炯炯自有一番威严，和现在的人不好比啦。可是，他并不惧怕蒋的威严，有一次为此和共产党加深了关系。

    那是在宁汉分裂之时，有一天蒋介石找他去谈话，蒋说

    “你年岁大了，何必还要和董必武通信来往呢。”

    孙糊涂地顶了一句说“国共合作是总理的遗训呀。”

    蒋便无言以对，说“那好，那好，你先请坐。”

    蒋就走开了。孙枯坐了一会儿，见无人答理他，便起身想走。那知警卫不让他走，就在蒋的公馆里被软禁了半个月。

    解放后，他以此居功，说是为了共产党吃蒋的官司。每隔几个月便要写信给董或周，诉穷要钱，每回倒总也能要到一些。后来他眼花手抖，不能写信，便常请我哥哥代笔。

    早在我劳动教养之初，我的一位堂兄就出主意要我父亲请他为我事写信求情，但都为我父所不许。后来孙厚老故世，孙的姨太请我哥哥写信给周恩来，要求到澳门去跟她侄子过。周居然派了统战部的人来送她走了。

    这时，我家有董、周的私人通讯地址。我堂兄和我哥认为再错过机会就没法了，便不管我父亲的反对，以我父七旬老人的名义写了一封信给周。不久，统战部来了两个人，问我父亲情况，有什么要求。我父亲说只要我回来。他们说这不那末容易，

    “这样吧，先让他回来陪你两个月吧。”

    我就是这样回上海的，其实我父亲和周恩来并不认识。然而，统战部来人的话也并未完全算数，半个月后，来了电话，叫我当晚在火车站等那两位队长，一同回农场。那两个队长是从铁道公安局提了一个农场逃跑的场员回去的，我们一行四人便回农场去了，一路上，队长很客气，我提到了路费，他们说“能报的话我们替你报了吧。”就这样我连路程共自由了二十天。

    回农场后，谁也不知道我是怎么回事，但队长的态度显然变了。在临近春节的时候，忽然一天被叫到队部去，宣布我解除劳动教养了。我于当日就被送到分流四队。那是一个场员队，但我的厄运并没有结束，还刚开始呢。

64年的早春瑞雪纷纷，极为寒冷，我们整天都只能跺着脚取暖。拘留所的案子也审得差不多了。有一天粉墨登场地开起审判庭来。那天被判刑的人中有一位孔祥瑞，他的故事很有意思。

    他是山东省曲埠人，是孔子的后代。其父是一位很有地位的画家。共产党到他家乡后他参军入伍，因为年岁小当上了卫生员。但他聪颖好学，竟自学成为军医，还当上了某个白求恩医院的院长。然后，他被送来上海第二医学院进修，期间于反右运动中被打为右派，送来农场劳动教养。

    因为他被安排在白茅岭农场总场医院里工作，少不了他，所以当年右派集中时未到白云山去。90年代温健告诉我说：60年饥荒时，温已因浮肿被送到病号组去，总场医院就派孔去病号组查看。温说：

    “我们开始时并不知道他的身份，还以为是干部医生呢。查病人时，他要问：犯的什么案子来劳动教养的。我开始不愿说，反问道：这和我的病又有何相干？当然，我是怕说了被干部医生歧视。然而他故弄玄虚说：当然有关，病情和过去的生活都是有关的。我被迫说了自己的右派身份。这时候，我隐隐地感到他的眼睛里有一道光一闪而过。后来我们知道了他也是被劳动教养的，但都佩服他的胆大和坦诚。非常为我们病人着想。决不象有些犯人医生那样为了讨好干部反而有助纣为虐的行为。

    “病号组吃得略好一些，我很幸运未死在那里，当我稍有好转，浮肿消去时，说来也有趣，在特别艰苦的条件下，只要伙食略有改善，身上就多少会长点肉出来。为了多留在那里几天我当然决不能让它被发觉。为此，我故意穿前面没有纽扣的衣服。每当检查身体时，撩起衣服，两臂高举，使得肋骨充分地暴露出来。当然，孔医生也帮了不少忙，使我得以在那里渡过了那饥荒的冬天。”

    当一个劳教身份的医生虽说不必体力劳动，但如若你是个正直的人，日子就决不会好过。那医院的医生一般水平很低，在诊断时却要比他有权威。于是常常发生争吵，当然总是他吃亏。然而正因为他是一位正直的医生，总是不买账。特别是碰到劳教人员或场员生病需用药时，他决不退让，据理力争。那时连维生素B、C之类都要算好药，不让我们用的。他常因与一个院长吵得凶了而被暂停医生职务，勒令劳动。对此他也并不在乎，反正过几天一有疑难病例又要找他上任的。

    可是有一次他倒霉了，也是在一次争吵以后令他去劳动前，先搜查了他的行李，搜到了一本日记，其中他抄录了几句诗，其实并无什么针对性的证据，但那帮人自己心虚，认定了是骂他们的，当然也变成了骂共产党，于是成为一个反革命案，私人日记成了反革命罪证。

    开庭那天地上积着雪，我从门上的窗口向外张望，只见孔祥瑞穿着自己用被单缝制的白衣白帽，从后面的号子里大步地走出来，到了前面的办公室。然后，只听见他大声地嚷叫。不到一刻钟，审判结束，他又走了出来，走过院子时见我们都在窗口观望，便不顾押送人员的阻挠，停下来大声地说：

    “明明是办公室怎么变成了法庭？明明就是这几个警察和侦探却忽然凭着桌上的几块三角木牌牌变成了法官、陪审员了？他们问我为什么穿得如此，我告诉他们我在戴孝，戴的是法律的孝，因为法律死了！”

    我们都十分钦佩他的勇敢和幽默。的确用极简单的几句话揭露了这帮人的为非作歹。平时那几块木牌牌就装在一个布袋里挂在办公室墙上，这是他们扮演法庭时用的道具。几分钟就演出结束判了一批人的刑，孔祥瑞被判了七年。不久，拘留所的气氛缓解了一些，我们这个小号被取消了。我被关到了大房间，很巧我的铺位正在孔祥瑞的旁边，那时他已被判刑，只等着送出去劳改。大房间里关了几十个人，空气污浊，孔说

    “只要每个人放一个屁，这些屁出不去就够臭的了。”的确，这里的人大多已结案，所以也盼望着离开拘留所。我们可以出工劳动，这可以透透空气，还可以有劳动饭吃。但是拘留所人多地少，一般并不强制你去劳动。而象孔祥瑞那样判了刑的则不许劳动，怕他跑了。我就趁此机会常常不出工和他谈天说地，也向他学了不少医学知识。

    那时分流庙拘留所有两个级别低的干部，我们叫他管理员，一个吴管理员是管杂务的，另一个何管理员大概农民出身，管生产，带队出工。此人五短身材，为人很刻薄。每次挑选十余人出工，回来时，站队报数点名完毕就发吃劳动饭的筹子。筹子是竹做的，上面涂了红漆，涂全红的叫大红袍，加的饭较多。其次是一条杠和二条杠，加的饭少。何管理员总是发出一二个大红袍给他认为劳动好的人，然后也许还有几个拿到二条杠的，随后便将剩下的一条杠朝地上一掷，让众人俯身去拾。

    拘留所有三个场员，两个是厨子，一老一少。另一个年迈的姓王，管些杂事，开饭时跟出跟进，对吃劳动饭的人按筹发饭不敢越雷池一步。连发水也如此，一人一杯决不多给。有人想多些，就哀求他说自己生病，那就要看他高兴了。那讨水的人也妙， 先是喊他“老王伯伯”要不到水时就拖长了声音，喊成“老王-八”他也不理会。

    有一天傍晚，关进来了一个年岁大的，他身材不高，衣服整齐，两眼炯炯有神，留着一些小胡子，眉宇之间自有一番豪气。老先生在房间里踱了几圈后站在门口，通过门斜对面外墙上的窗户观看着。 我走到他身边， 听见他反复地在吟诵着“闲看门中月。”我便说：“老先生在对对子吧，我试试替你凑上，不过对得不好不要见笑。”他朝我看了一眼，我便接下去说：“怒对奴下心。”他想了一想，明白了我所指的意思，就点头说好。等了一会儿，他问了我的来历后，摇头叹息说：

    “在国民党政府时监狱里关了不少青年学生，想不到现在仍然如此！”我就请教他的经历，他很详细地说了。

    老先生名叫谢郎虎，是位画家。抗战前期，他相信了共产党宣传的抗日政策，加入福建省人民政府。失败后被捕入狱，整个抗战时期被辗转关在有名的白公馆、息烽等地。抗战胜利，国共谈判释放政治犯时他得到了释放。此时，他已举目无亲。释放他时官员对他说：你既无出路，就介绍你去一学校教书吧，可以发挥你的专长。他就这样在四川省的一所学校里当起了美术教员。生活还可以，也娶了妻室。

    几年后，有一天他去取薪金，无意中看见他自己名字上有一个中校头衔，便提出疑问。那人回答道：“我们这里人人都有军衔的。”后来他才明白，这是一所军统办的训练特工人员的学校。他为此大怒，辞职而去，到了上海，以卖画为生，是一个自由职业者。他的作品是工艺美术品，如画印花被单之类，很受欢迎，生活也不错。

    50年代初肃反运动中，他以国民党军统中校特务之罪被捕。在监狱中关了几年，总算澄清事实，未算他是潜伏特务而被放了出来。出来后他当然仍要靠卖画过日子。原来那时工艺美术作品是由外滩某处统一收购的，他送去了几次，都被婉言谢绝了。他感到很奇怪，便提出疑问：我的作品向来是受欢迎的，从来没有打过回票，难道现在画的不好了？对方被追问了几次，实在含糊不过去了。便对他说了老实话，原来他被捕以后就上了黑名单，明命他们不得收用他的作品。

    他当然不服，去区政府提抗议，说是为了拥护共产党才吃了多年官司的，还被共产党误关了好几年，怎么现在倒把他的生路都断了呢？然而这一切都没有用，有一次，区政府的官员对他说：老先生，你年岁也大了，何必一定要在上海卖画为生呢，我们安排你一个去处，那里有山有水，山明水秀是个画画的好地方，养老的好地方。

    就这样，他被骗到了白茅岭农场，当然他也无可奈何。初来时这个民政局的农场也还过得去，民政局的干部知他来历也不难为他。后来公安局接管了农场，情形就大不一样了。他现在在分流一队，那队的张管教队长很不尊重他，往往和他闹起来，这次就是吵翻了被送了进来。

    大家听他讲了关过白公馆、息烽，就都凑上来根据红岩小说的事问长问短，他嗤之以鼻说：那有此事，便也不多谈。没几天他就被放走了，据说是换了一个队，所以我后来虽也去了分流一队，却没有再见到过他。

    又过了几天，春耕时分的一天清早，吹哨点名叫人。原来是那几位被判刑的人要被送走了，孔祥瑞当然也在数，我离开了一位好朋友。当晚，送他们的车回来，却把那癫痫病人原车送回，场员小王边帮着他下车，边学着军天湖劳改农场干部的口吻说道：“怎么送来的都是七倒八歪的，还有一个疯子！”原来什么判刑不判刑的，其实就是在劳改农场间交换劳动力。这里送去的人都已在拘留所关了许久，饿得骨瘦如柴，对方见了实在不满意，便把病人退回来了。他的案子也竟因此不了了之，几天后又送到不知什么去处去了。

    在开始陆续放人的时候，忽然一天，陈队长恶狠狠地跑了进来，把关在我隔壁号子里的顾国中即丁侠民叫了出去。不一会儿，丁被上了脚镣手铐关回来。过一天，他找机会对我悄悄说：”我不小心，把自己的事说给了另一个右派听了，不料他出卖了我。我此去凶多吉少。将来你要是有机会到上海，我有一个妹妹名叫丁永梅，是青浦白鹤镇农业中学的教师，希望你能代我向她问好。”

    不久，他被带着镣铐押走了。70年代我被判刑关在提篮桥监狱，曾在大刑犯（即被判刑16年以上的犯人）放风的人中远远地看到一个人的身影很象他，但不能肯定。80年代我平反回沪后曾去打听过他妹妹，但连那农业中学也已不存在了，未能完成难友之托。

    拘留所关的另一个学生的故事也说来有趣，他叫张志生，是西北人，原在兰州的石油中等专科学校里读书。困难时期，饿得发慌，他就用画笔画了粮票在学校的食堂里买饭吃。后来这事被发觉了，学校里要批斗他；这时他学校的校长和党委书记正在北京开会，他便逃到北京去求救。他果然到了北京，也在宾馆里找到了他们，他向他们诉说了自己的情形，他们对他好言安慰，叫他放心回学校，他们会打电话去说的，不会处理他的。他也只能回去了。

    但在半路上，他想想不放心，便打了一个长途电话回学校人事部门，电话中他压低了喉咙冒充党委书记问：

    “我上次说的那个学生张志生的事你们办得怎样了？”对方一听马上汇报说：

    “办好了，办好了，一等他回来我们就送他去劳动教养。”

    他一听，好家伙原来是这么回事。便想到了只有逃跑才是出路，但也不敢逃回家去连累家人，就天真地想经由深圳逃到香港去。他果然跑到了广州，在广州车站卖票窗口递上钱去要买去深圳的车票。窗口的人说：“你去干什么？”他听了一慌，但仍不动声色地说：“去看朋友。”“你的朋友在那边干什么的？叫什么名字？”他就随口答道：“叫张志生，做工的。”“是在铁路上打短工吧。”那人想当然地问他。“是的。”他也顺水推舟地回答了。那人拿起电话，接通了深圳，谁知那里确有同名同姓的人，问“他们在吃饭呢，要不要去叫来听电话。”这边说“那就不必了。”于是他就顺利地买到了票。然而，他见此情形，不敢去深圳了。

    他于是北回，到了合肥。在合肥他没钱了，却跑到公安局派出所，把脸一沉说：

    “我是归国华侨，路过这里要去西北，你们这里的治安怎么搞的，我一下火车

皮夹就被扒手偷了，现在我怎么办？”

    尽管张志生的服装、气派哪一点也不象个外国回来的，可是那派出所的警察倒也不敢得罪他，居然安排他住下，还打算第二天弄车票送他走。可第二天一早，他自己走出去买早点心吃，被另一警察无意中看到，他怎么还有皮夹子？

    于是对他不客气了。结果他以诈骗的罪名被判劳动教养，送来了白茅岭。这次则是在白茅岭某队中又因逃跑被抓来的。我们大家都和他开玩笑，说他，诈骗骗到公安局头上来了。

    1965年，形势略有好转，关押的人陆续地放走，最后只剩我和一个叫做张连生的小孩了。他是在流浪中被捕的，也和丁侠民一样，想混到白茅岭的某个游民队里，但却查不出这个名字，就被关了许多年。他是在拘留所里长大的，营养不良使他的模样有点怪， 头大身体小，大家仿效红岩小说里的小萝卜头叫他小张连生，这年4月，因为关的人少，就没有组织什么大规模的劳动。我们两人每天早上从号子里被放出来，就在拘留所门口的山芋苗床里劳动。

    劳动很轻便，只不过将盖在苗床上面的稻草掀起，让苗床晒晒太阳，但人却不能离开，因为要留心着不让附近的小鸡去啄苗。我们就坐在旁边看着，头几天不时有一只小狗跑来陪伴我们。说起来我们还真有点羡慕它的自由自在呢。

    这狗是拘留所的何管理员养的。农场的干部有条件的都喜欢养狗，安徽的小猎狗个头很小，不中看却能帮主人抓兔子。在那个食品匮乏的年代，这可是个了不起的好东西了。狗小的时候还不会抓兔子，但也得喂它，那岂不亏了？何管理员近水楼台先得月，就将狗养在拘留所里，算是拘留所的狗，它就也有公家饭吃了。

    有一天中午，忽然来了一个农妇，手里提着一只死小鸡，大声叫嚷着找何管理员。诉说道“你们的狗子咬我的鸡了”。何管理员听了矢口否认，农妇无计可施，骂骂咧咧而去。过了几天，有一个青年找上门来。报告何管理员说那狗被某人打死了，正在剥皮呢。何管理员马上派了一个姓王的场员跟着那人而去。我心里想道这狗几分钟前还在我身边呢。这事可发生得真够突然的。

    过了约有一小时，那场员拖着死狗，后边跟着那个告密的农民一路叫嚷而来。意思是那死狗应该归他所有。场员则争辩说他可没有权力将狗给他，除非何管理员同意。这时候何管理员闻声而出，大声吆喝道“干什么！干什么！”农民便马上小下声来讨这只死狗。不料何管理员脸色一变打起官腔来说是公家的东西岂能给人？农民死皮赖脸地讨了半天，何管理员就是不肯。农民眼见得没有希望了，便翻了脸大声叫骂道

    “不给 ！不给！下次你们的猪给人偷了我也不来报告了”。说罢悻悻而去。

    再说那条死狗，颈上套着一条绳，一路被拖曳而来。混身泥巴且不去说它，就是那美丽的皮毛也被磨损得一塌糊涂了。而且有半张皮已经脱离了身体，原来它被夺回来时早已被人挂着正剥皮呢。何管理员看了无可奈何地皱起眉头，问道谁会剥狗皮 。 小张连生一想机会来了，马上应声说“大学生肯定会的”。何管理员和场员小王都把眼睛向着我看。小张连生一边用手臂碰我，一边眨着眼睛说“你不是说过的吗？”。我于是也就顺口吹了起来说“学生物学时倒是也会解剖的”。何管理员想了一想，又皱了一皱眉头，终于对小王说了声“这条狗就给你们吧”。说罢边摇头边叹气而去。

    小张连生这下可来了劲，快步去提了一桶水来，朝狗身上浇去。把它冲出了本来的面目，他们两人又七手八脚地就用拖狗的那条绳将它挂了起来。这下子可得看我的了，我心里想道，于是只好硬着头皮，忍着恶心，拿着一把刀走上前去。一手抓住那半挂着的狗皮，另一手拿着刀沿着皮和肉的分界线划去。这样居然慢慢地将狗皮剥了下来。他们两人在旁叫好不已。然后帮着将狗从挂着的地方取了下来，搬运到拘留所旁的一块约有四十平方米的空地上。

    那空地后有一个工具房，前面和东面隔着水沟是水稻田。大家又从工具房中搬出一张桌子，将狗放在桌上。我就开始对它开膛破肚了。到底我是第一回做这种事，笨手笨脚的，做得很慢。慢慢地在水稻田边便来了许多乡下人，咧着嘴嘀嘀咕咕地边议论边看热闹，我和小张连生忙于弄狗，小王则蹲在一旁执行着看管我们的任务。

    乡下人的嘀咕声渐渐地愈来愈响了，意思当然也是要想这狗肉吃。小王一口说何管理员不给，没办法。乡下人则大骂，说不告诉你们则你们屁也吃不到。小张连生是个机灵鬼，马上想到了他们可能会拥上来抢。就去工具房拿了一只篮子，叫我放下刀子，且慢忙着斩狗肉，赶紧先把斩下的狗肉拿进去再说。果然，围观的人一看狗肉被拿走，就哇哇地大声囔了起来，有几个人还蠢蠢欲动。何管理员在办公室里听见闹声，跑了出来，喝问什么事。这时有一个兔耳猴鳃精瘦精瘦的中年农民跨过水沟，并随手拗了一支小松枝，再把脚跷了起来说

    “何管理员！我烂脚丫子讨点狗油擦擦总可以了罢”。众人不禁大笑起来。何管理员忍俊不禁，刚收起板着的脸，还没来得及说话，这人便已跑到桌前。伸出树枝便来挑油。众人也随着一哄而上，一刹那之间桌子上的残尸剩肉就无影无踪了。

    众人笑着、叫着在田埂上鱼贯而行，叫骂着

    “以后农场的猪给偷走了也没人管了”。那天晚上，我和小张连生美美地吃了一顿狗肉。小王是场员，又是拘留所的厨子，平时吃得饱，就不和我们分享了。不过，不知出于什么心态，何管理员吩咐道“狗就算了，不过盐是公家的，烧狗肉不许放盐”。小王和另一个年老的厨子竟也不敢违抗。我们就这样吃了一顿不放盐的白煮狗肉。这是我生平第一次吃狗肉，但却也是最美味的一次。是不是煮狗肉应当什么作料也不放才最好呢，可惜我以后再也没有机会试过。

    这样又过了几个月，小张连生果然如愿以偿，被送走了，他很高兴，肯定又会有机会逃跑的，但谁知这样的流浪小孩将来的命运又会如何呢。

    我也作为该拘留所的最后一名犯人于那年被释放到了分流分场一队。

 有一天，又关进来了一个约二十七八岁的人，他一进门看见两个上脚镣手铐的人，又见了那鼻子喷血躺倒地上的瘌痢头，不禁吓呆了，进门就低头不语，闷闷地想心思。果然，他一经提审也被上了镣铐。虽然大家对他安慰，他却始终不敢说话，只说案情重大，队长禁止他说。我们不知就里，他在场时也都不敢谈天说地，怕他去汇报。

    又一天，他去提审时，周康便说

    “这个人是什么路数？我们得想法子让他开口才行。”

    大家都很赞同。果然周康就想出了一个主意。

不一会儿， 他提审回来了， 脸色更显得阴沉。这时，老蔡按计划忽然对我说

“老李，我想了一想，你上次替我拆的字还真灵呢。”

    我说“那当然，我研究拆字有好多年了，都说我灵的。”

    这时，周、陈两人也夹着凑热闹说我替他们拆的字有道理。那人终于忍不住了，带着哀求的口气对我说

    “能不能也帮我拆一个字呢？”

    我说“行，你要拆什么字。”他想了一想，说他今天看见办公室里一张报纸上的大标题，是全国七亿人民什么的。那么

    “就拆这亿字吧。”

    我假装想了一想，就说开了

    “这个亿字，是单人旁加一个意，而意又是由立、曰、心三个字组成的。其实这心字也可理解为一个人，不过是个躺倒的人。所以这个字中有两个人，如果由上而下地读这个字，先读到的是立人曰。这就是说，你问的事涉及两个人，一个是立着的，当然是队长。另一个是躺倒了的，看来就是你了，这字说立人曰，就是由队长说了算的意思。看来你的事要由队长来摆布了。”

    他听了惊得张口结舌，半响说不出话来，等他回过魂来时才期期地问我

    “那你看我的结果会如何呢？”

    我说“拆一个字也只能说这些了。”

    于是众人七嘴八舌，终于把他的故事掏了出来。这人（我已记不准姓名了，大概是姓刘）原是菜场里的鱼贩子，劳动教养解除后是个场员。那一阵子，农场里有几批出场回家的。当然，谁不想回家去呢，所以他和几个场员就绕着他们的刘队长转。刘队长估计这几人的条件也够得上出场，就满口地答应帮他们的忙。于是他们对刘队长大献殷勤，不但轮番地送礼，而且每当刘队长回沪探亲，都到这些人家中去作客，打秋风。甚至这鱼贩的老婆也陪刘队长上了床（这是后来他的一个同案犯说的，当刘队长探完亲回农场时，他也在沪探亲，一同去火车站送这位长官，亲眼目睹了刘队长和鱼贩老婆演出了依依吻别的一幕，说难得看见中国人也敢如此。）。但是后来政策有了变化，除一人外，他们都未能如愿出场。当然，这事也怨不得刘队长，他们也都认了命。即使赔了老婆也值得，他和刘队长亲密无间，几个人各当他们的积极分子小组长，还经常和那刘队长吃吃喝喝。

    不料风云突变，那个出场的人回来办户口了。原来此人出场全非刘队长的功劳，而是靠的他在杭州某海军基地中做军官的家庭关系。他办好户口手续后住在招待所里便毫无顾忌地把刘队长如何骗人的事一五一十地大谈特谈。这事一传开，负责思想改造的刘管教队长慌了手脚，把鱼贩子叫去说：

    “这事你一定要辟谣。”

    “那当然，我决不会承认的。”

    “你知道，只要我保住了，将来形势变好时我照样可以保你们出场，要不然，你们就一辈子休想回家了。”

    “这个道理我明白，我一定不会讲的。”

    “这还不够，要想个法子把他们几个调到其它队去。”

    于是刘队长便面授机宜唆使他进行检举揭发。原来这几个浑小子在有一次喝足了酒胡说八道，鱼贩子自封皇帝，他封官许愿，不伦不类地封了一个身体高大的做刽子手兼国防大臣，另一个有钱的则受封财政大臣，如此等等共封了四五个他的开国元勋。刘队长说：

    “你要把自己摆进去，现身说法举报他们谋反。”

    “那我怎么办？”鱼贩子未免吃慌地叫了起来。

    “不要紧，有我在你还怕什么！你是坦白从宽，反戈一击有功。我刘队长保你没事。”管教队长信誓旦旦，拍胸保证着说。

    这鱼贩昏了头、黑了心就这样对他的“好友”写了揭发材料，又经刘队长几次加工重写，交了上去。

    果然不出所料，他的臣下一个个地关进了拘留所。但这案子写过了头，一直上报到了白茅岭总场，下令彻查。那刘队长哪还保得了皇帝陛下！于是他就被抓来了。听了这故事我们大家未免哈哈大笑，我说；“你的事，我的事加上老蔡的事可算是白茅岭三大奇案了。”他一脸愁容地说：“我都怕死了，你们还笑什么。”于是我们正色地对他指出；

    “你的事只有真正地老实坦白，才有药救。有的就是有的，捏造的赶快推翻。决不可迷信刘队长救得了你。”

    这个人反反复复，又怕自己的事惹大了，不可收拾成了真正反革命，又不敢说出是刘队长唆使的假检举。于是多次翻供，多次受刑。总算我们大伙说好说歹劝他勇敢地讲了真话。最后，刘队长也被传来当面对质。据说那次刘队长在颜、陈两队长前相当狼狈，低头不语。

    鱼贩子的镣铐解开了，进入“闷关”等处理的阶段，居然笑脸常开，在监里天天背诵绍兴戏的片段。后来他被放走，刘队长则换了一个队仍然做他的管教队长。

    在寒冷的冬天，抓来了一位穿长呢大衣的老者。他是因逃跑从上海家中被抓来的。老人非常健谈，毫不畏惧。可是晚上却说什么也不肯脱掉棉裤睡觉。说这是他在监狱里养成的老习惯了。下面就是他的故事，我至今记忆犹新，可惜有的事没办法去核实了。

    老人名叫刘有榕，他说“我是福建人，这只要看我名字好了，因为榕树就是福建的树。”刘有榕年轻时家里很穷，他只身到上海谋生，进了商务印书馆当排字工人。在商务印书馆他认识了陈云，经其介绍加入了工人纠察队，那是一个共产党的外围组织，是个秘密组织。

    有一次，他们在老城隍庙执行了一项暗杀任务。事后其中一人被捕，将他供了出来。于是一连有十五个他的同志被捕入狱，全关在龙华监狱里?

    接着老人为我们讲述了当时龙华监狱的情形，首先大家最关心的是问他吃的情形。他说“比现在要吃的饱些，但米的质量比现在差，那是奸商往里掺石子的缘故。此外，政治犯的待遇要比刑事犯好，吃肉比他们加倍。只要有钱，还可以叫看守帮你去买吃的，什么都可买，不过要多出钱。所以不象现在饿得发慌。然而, ”他话风一转，说：

    “情形不同在于，那里政治犯是很恐怖的，半夜里每天都会被拉出去枪毙！我就是在那里养成了穿棉裤睡觉的习惯的，因为怕拉出去时冷。”

    我们听了全都哈哈大笑，取笑他说“要枪毙了还管冷不冷吗？”对此他也答不出所以然来，只说当时大家都是这样干的。

    他在龙华监狱关了两年，其他14人后来都被枪毙了，而他却得到释放。为什么呢，他说“原来我姐夫是个国军的高官，听了我姐姐的枕边话出面去保了我。但我一出狱，姐夫就找我去说，他轻信了我姐姐的话，以为我是受冤枉的，然而保了以后才知道我并不冤枉，确实是干那一行的。他又不能收回不保，正在为此担心。说如我再出事，他也担当不起。令我决不可再干，我当然满口答应，然而他说什么也不信任我，说我们这种有革命信仰的人是不会放手不干的，最后商妥由我姐夫写了个条子，介绍我去芜湖的长江救灾委员会工作。不许回上海。”

    他也的确乖乖地去芜湖了。

    “这是因为”，他接下去说：“关了两年出来，情况大变了。我的老婆也不知去向跟人跑了。我们原是一起干革命的，那时我们住在现在的四川北路，有好一批革命同志都住那里呢。”

    他这时又扯回去谈他的得意往事了“我们是很开心的，男男女女的革命同志很多，陆定一也和我一起，他的老婆原来也是我的女朋友。她后来简直不知道嫁给谁好，就想出了个主意，叫我们两个人到黄兴路去比赛脚踏车，她在五角场等我们，看谁踏得快。她虽不明说，我心里是明白的。但是我踏不过陆。”

    周康问他是不是吹牛，我们都说这种浪漫的事也不是不可能的，催促他说下去。于是他说他在芜湖过了两年的安稳生活，可是，灾情缓解，救灾委员会结束了。他在芜湖失了业，只好又回到了上海。他说：

    “我回到上海那天正好碰上一二八事变，我是事变第二天到家的。不料当天晚上就有人敲门，来人不分青红皂白地就把我抓了起来。

    “这回可利害了，马上把我连夜解到南京，关在老虎桥监狱。那是国民党政府关要犯的地方，又关了近两年。苦头吃足，上过老虎凳，灌过辣椒水。你看，我现在走路的样子还有坐老虎凳的后遗症呢。”

    这时他站起来走几步，果然样子有点怪。我们马上接着问“你不是在芜湖不干革命了吗？”

    “是啊”他接着说下去“我自己也弄得莫名其妙，也象如今的方式一样只管喊我招供，我又有什么可招供的呢。

    “最后，忽然一天，军事法庭开庭了，我坐在下面，上面的人问道；刘有榕，你知罪吗？我说实在不知道犯了什么法，这时，只听得上面哼了一声，说：刘有榕，你是一个虚无主义者，利他主义者，现在你死到临头了，我们决定送你去雨花台了，你还有什么话要给家人说吗？

    “我就大喊冤枉，上面的军事法庭法官冷笑一声说：我会让你死得瞑目的，接着抛下一张相片，问：你认得吗？我一看，吓了一跳，原来是我干革命时的一个上级。但我赶紧装糊涂，说我从不认得他，并大呼冤枉。

    “上面马上又冷笑一声，说：你想不到吧，老实告诉你，这个某某某现在已是我们中国国民党清党监督，他检举你在一二八那天在上海梵皇渡路某号某某印刷厂指挥工人暴动以配合日寇进攻上海，现在你还有什么可说的？

    “我于是更大叫冤枉了，上面见我如此，皱了皱眉说：那你有什么反证呢？我说有，我是一二八的第二天才到上海的，这可问我母亲，此外，我从芜湖乘的某某轮船，的确原定一二八到上海，可是它在南京抛锚了，是第二天才从南京开出的，这都可以查证。他见我说的有理，便摆摆手又让人把我带回监房。又过了约两个礼拜，就把我放了。”

  说到这里，我们大家都松下一口气来，正要催他往下说，小周康又发话了

    “什么是虚无主义者，利他主义者呢？”我便向他说了这是当时对共产主义者

的一种称呼。这时我们想，凭着这老人的文化程度，如果没有亲身经历，他是造不

出这番故事来的，就更急着要听他讲下去了。

    老人歇了一口气，接着说“我又回到了上海，这时我母亲也已经去世了。我万念俱灰，心想我两次遭难，第一次可说是被同志出卖的，那也许是他受刑不过，情有可愿；而第二次简直就是被自己的同志陷害了，那我还怎么能再革命呢。就洗手不干了。”

    周康又插话说“那你在芜湖还是干的吧。”

    老人不理他的话，接下去说“为了谋生，我就先在法租界现在襄阳路襄阳公园对面的地方开了一家饮食店。”

    周康见老人不理会他刚才的问题，就又找麻烦说“你是个工人，又吃了多年官司，哪能发财开店呢？”

    老人笑笑说“那时开饮食店并不需花多少钱，店面是租来的，酒菜都是可以赊账的，而伙计则要到赚了钱才和他们拆账分钱。

    “总之，长话短说，我就做起饭店生意了。一晃多年经过了敌伪和胜利的年代，要知道，越是腐败年代，餐饮业越发达，我生意越做越火红，店也开大了，成了复兴中路上的很好的一家福建餐馆。到解放前夕我还是上海酒菜业同业工会的理事呢。

    说到开饭馆，周康的劲又来了，问长问短地问各种福建菜肴的做法，老人回答了一些后，指着周康说“那时有一个象你一样大的小青年，天天在我店里的炉子前拾煤渣，但每逢节假日就穿得整整齐齐地陪了他瞎眼的老父亲到我店来吃一顿。我看他是个孝子，总是特别优待他们，现在这样的人不多了”说着，意味深长地看了周康一眼，就掉转话题接着往下说；

    “解放初期，上海到宁波的铁路被炸断，火车不通。我一看机会来了，就买下八辆大卡车，开个运输行，做起运输生意。开始时果然赚了一大笔，可是好景不长，宁波铁路不久就通了。那时碰上三反、五反运动，餐馆生意清淡，运输行的职工等着发工钱。我把卡车卖掉，连多年积蓄全贴上去都难以维持。

    “正一筹莫展之时，忽然门口来了一辆轿车，跳下一人。进门就拉着我的手说：我可找到你了。我定过神来一看来人原来是潘汉年。

    “其实我在开饭店的那些年中，也并不是完全脱离革命。只是不直接参与而已。有些地下工作的同志碰到了困难，也来找我；我或是接济些钱，或是帮他们躲一躲，或帮助他们逃到根据地去，救过不少人。

    “却说潘汉年见了我亲热异常，问过我情况后连连摇头说：那怎么行，你怎么可以去做资本家呢。过去我们共过患难，现在要共幸福了。你做资本家是决无出路的。他想了一想说：这样吧，我替你出出主意。

    “于是，我通过他的帮助，变卖了生财，解散了运输行，也关闭了福建饭馆。经他的安排，到市委当上了一个处长。

    “可惜，又是好景不长，不久潘汉年成了反革命分子。我又被审查了近两年。总算我和他并无太大关联，最后对我说：你不算潘汉年反革命集团份子，但是你在市委工作总不是很适当的吧。这样吧，你既然是熟悉餐饮业的，就去黄浦公园茶室当经理吧。

    “这样我又回到了老本行”老人不胜感慨地回忆了那一段短暂的幸福日子。说那时他的女儿已长大，考取了大学。所以每逢星期一，他要一早就上班，坐在黄浦公园茶室的经理办公室里，他可以看到女儿上学，在公共汽车开过外白渡桥前，从车窗里和他招手再见。经他这么一说，我才问清了原来他女儿是复旦生物系56级的学生，我正好还带过她做物理实验的呢。

    我们赶紧请他快说下去，他说：

    “57年的一天，茶室的烟囱冒出一个火星，把屋顶的油毛毡烧坏了。我叫人来修理。来人估价说要一千零几十元钱。那时的制度规定，经理的职权限于一千元以下，超过时要报请上级公司批准。但是事情紧急，油毛毡总得修的。我想我是有职有权的，这点小事何足道哉，就大笔一挥，批准开工了。

    “不料过了半年，有一天公司找我去谈话。那上级虎着脸问：刘有榕，你知道违法乱纪了吗？我说这是什么话。他就把那油毛毡的事说了一说，还不由我分辩就从抽屉里拿出一张纸，念了一通，后面又冒出两个警察抓我劳动教养了。”我们听到这里，不由得都说：“岂有此理！”老人接着说：“就这样一来，我到了农场，但我一有机会就逃跑回去，我这次逃到北京去，找到了革命时的老同志。”我们马上问：“这点区区小事那些大官们难道救不了你？”

    “他们有的拒不见面，有的言不由衷。当然，也有讲交情的，如某某夫人就留我住了几天，可后来她说：事情的根源并不在那油毛毡，实在是你那时在龙华监狱怎么会没死的呢？她最后送了我三百元钱，说实在谁也无能为力。我拿了钱灰心丧气地回到上海家中，当晚就有警察敲门，我就这样被抓来了。”

    刘有榕的故事说到这里告一段落，但他的故事并没有完。没几天他就被带回生产队去了，我们都相信他还要逃跑，也必然难免又被抓回来。他还要穿着棉裤睡几个冬天呢？这谁也说不准。

    分流庙拘留所是白茅岭的一个窗口，人来人往。特别是分流分场的人员，稍一和队长顶撞就会近水楼台被送进来关几天。各人有各人的故事，说也说不尽。就拿周康、陈作人来说，虽无惊人的情节但若详细道来，也很反映社会的一个侧面。可惜年代久了记不真切了，不知他们自己会不会也写下回忆来呢？

    又有一天来了一个人，名叫顾国中。他是被某地公安拘留所送来的，因为他供称是从白茅岭某分场逃跑出去的。他被公安局抓起来的原因是因为摆地摊卖老鼠药而没有身份证件。他说他是个流浪汉，然而我从他的谈吐中却怎么也不相信他是个粗人，哪有流浪汉不说粗话的？

    在我的一再追问下，他说他在流浪中遇到过许多知识份子，听到许多事学得文雅了。我问他听到些什么？他的回答就妙了。说：你们只知共产党是红的，国民党是白的，可是将来的天下会是蓝的。他接着说了许多，现在知道是环境保护主义者的思想，但他又说得玄乎其玄，什么将来的农业要用管道搭成个极大的金字塔，种植在塔面上来接受阳光等等。他也是用这同样的话去哄骗队长的，但我却不相信。最后他才说出了真情。

    他的真名叫丁侠民，曾是个地下共产党党员，他说：

    “解放前，我是个学生，口袋里带着奶油面包去参加反饥饿游行。解放后我参军入伍当了一名随军记者。在随军去解放西藏时目睹了许多事。我就要求复员了。此后在一个光学仪器的机关里工作，57年成了右派，被送到江西省的一个煤矿里改造。

    “煤矿的劳动极为艰苦，设备条件又差，很危险。我就带了一批人逃了出来，在社会上流浪。靠卖老鼠药为生。”

    我们就问他为什么化了名说是白茅岭的呢？他说：

    “我的真名实姓怎能暴露？那是要没命的，我想先混到白茅岭的游民队里，然后可以再逃跑。”

    他的确骗过了陈队长，没几天就从我们这个小号里调到后面的监房里去了，还有机会出了几天工，直等着去查他说的那个生产队有没有顾国中这名字，就可放回去了。

第七章  分流庙拘留所

    分流分场是白茅岭最北的分场，设有一个场内的拘留所，它的房子原来是座庙，就叫分流庙，它也就成了拘留所的代名词了。这庙紧靠着公路的东边。沿公路向北约十里路便是梅渚镇，隔水就是江苏省的社渚了。

    分流庙很简陋，只有两幢房，中间隔个院子，院中有两棵五米高的大树。院子的东边有个厢房，西面没厢房只是一堵墙。后面那幢原来菩萨住的房，现在被分隔成一大三小四间牢房，前面是用毛竹做的栏杆和栏杆门，颇象古代的牢房。厢房没有这样坚固的栏杆和栏杆门，只有一扇竹门，当然也挂着大锁，本来是做仓库用的，现在也关着人，算是关重犯的特别牢房。前面那幢门厅，或原来放些小菩萨如四大金刚之类的地方则隔成了好几间，做办公室，干部宿舍等之用。

1963年夏，我被用卡车押来此地后，立刻就被关进了那间厢房。厢房的门是朝西开在中间的，进门以后，只见对着门放着一张竹塌，塌上盘腿端坐着一位约四十岁光景的、面色非常苍白的人。门的南端，则是地上铺的草席，席上朝里拳曲着一个很污秽的身影。门的北面，地上也铺有席子，沿最北的墙则是个双层的架子，其上乱七八糟地堆放着杂物和从犯人处搜来的东西。室内的光线全靠竹门上一个观察和送饭的小窗射入。其暗淡和阴森可想而知。门刚在我身后哗拉一声关上时，忽地那拳着的人便翻过身来，仰面朝天地用头顶着地把身体弓了起来，说时迟那时快，他“扑哧”连声地从鼻孔里喷出血来，同时满嘴地吐泡沫。对门竹塌上的那位等门上了锁，押我来的人走了才睁开眼睛，和我打了一个招呼，并指指地下的那人说：

“不要紧的，他是个癫痫病人，一天要发三、四次，发过就好的。”我回头一看果然他虽仍双目紧闭，但已慢慢地平息下来。在他身边的三面墙壁和地上，斑斑点点都是血迹，散发着阵阵腥气。

    过了几天我才知道这人（我如今已记不清他的姓名了）原是个无业游民，来农场时本是场员，农场变成劳动教养场所后，他被安排在一个女劳教队里做厨子，本以为他身高不满五尺，相貌丑陋，还是个瘌痢头，在女队里不会犯错误的。谁知在饥荒年头他交了桃花运，就凭他的厨房地位，居然娶了一个据说颇有几分姿色的女场员为妻。可惜他偷窃成性，在一次小偷小摸时人赃俱获后被捕，又轻信了“坦白从宽”的政策，供出了其它赃物。于是在他住处床下搜出了用竹筒装了埋在地下的许多钱。这样一来，一方面根据赃款数额被判了五年刑；另一方面本来一贯受他欺凌的老婆发觉他竟到手了这么多钱，而又瞒着她从未一同享用过，一气之下提出要和他离婚。他经不起这双重打击，马上就旧病复发瘫倒了；在思想行上也一变积极汇报的往态，大骂共产党骗了他，说坦白其实是自杀。他当时关在这间成为拘留所内的禁闭室的仓库里一则是因为这病无法住在拥挤的监房里，二则也是在等着送往劳改队里去。

    那位同房间的人名叫蔡康定，即使关在牢里仍然服装整洁，有一次我按当时的习俗穿毛服不钮扣子，他批评说“这又不是西装！”我听了不禁对他肃然起敬。的确，他遇事说话谦谦然有君子之风。

    在我谈过了我“案情”后，他的故事也就一一为我说来了。他是40年代上海圣约翰大学的毕业生，在美商的上海杨树浦发电厂当会计。49年后被留用下来。58年也在运动中被劳动教养，总算他不久就脱帽当上了场员。我想，他大概是修养到家，有办法忍耐，不与队长顶顶撞撞，或许是碰上了不太凶恶的队长，总之，他被安排在分流分场的一个女队里当统计员，也兼管厨房的账目。那儿的一个队长与某个女劳教有染，他也都看在眼里。后来那队长调离到另一个队去了，这暧昧关系当然也难以维持。但那队长倒还是个有情感的人，常到女队的统计员处坐坐，通过蔡康定每个月贴给那女的五元钱用。当然他和蔡之间也就话匣子常开了，不免透露出许多内部消息，例如，他就预先知道了右派要集中，知道了些场员出场的条件，也知道一些干部间的事情。老蔡当然也有一些在其它队的场员朋友。出于对各自前途与出路的关心，他们相互也就谈开了。春节时，蔡去上海探亲。他的朋友说话不小心被人窃听去汇报了，队长们奇怪为什么他们知道的事这么多。就一连串地关了许多人，他们挺不住，供出了消息的来源。于是这些干部们的“阶级觉悟”和“阶级警惕”忽地被激发了起来，使他们如临大敌，认定必然有个美蒋特务之类在刺探他们的了不得的情报了。这特务非他，通晓英语的蔡康定是也。所以蔡一踏回农场，立刻被捉将进来，把他的行李来个兜底翻，硬面日记本连书面全拆开，罐头食品一罐罐打开，倒出来看个明白。当然一无所获。几经审讯，案情大白。于是一关半年许还在等处理呢。

    我从一关进拘留所的当天下午起，就受到了日以继夜的轮番提审。提审是在办公室里进行的。那拘留所有一大两小共三间办公室，大的一间也不过十来个平方米面积，拼放着两只写字桌，对面对坐两个干部，朝南坐的是一脸凶相的拘留所秦所长，人们送了他一个秦始皇的雅号。南面紧靠着是另两间不足十平方米的小房间，各有一只写字桌。提审时，被审者坐在一只半尺高的小木凳上，而提审干部则靠着椅子坐在桌前发问。

    在几个月中，审我的人换了好几次，有陈队长、颜队长和杨队长，有时秦所长也来凑热闹，端端架子妄图吓唬人而已。

    提审虽旷日持久，其实无聊透顶。本来就没有事，又能问出什么来呢？幸而当时还不是文革时期，我并没有受到严刑铐打，但可说从头到尾都是进行着诱供。这种非法的审讯方式之所以能得逞，实在是因为法制概念之荡然无存。由于人民和政府的关系是被颠倒过来的，政府不是人民的公仆，反之却是人民的主人，所以你必须回答他们的一切提问。于是，就得把你从小起的一切事不论大小都当作“罪行”一般来“交代”。任何人都必须承认党（甚至还不是政府）是不可能错的、是应该主宰一切的、是有权对你的一举一动进行审查的。你必须在任何时时候如实地向他们供述你从父辈起的历史。客气些说这叫“向党交心”，否则你如“心”都不交就足证反党大罪了。一旦落到他们手中时，他们先决不向你提具体的为问题而是用肯定的语气叫你交代罪行，一副掌握了真凭实据的架势。有的刑事犯罪分子经不起这一吓，供认了另一件并未被掌握的事者有之，供认的范围远远超出被掌握情况者有之，里面的行话说这都是“插错了扑落”。第一招恐吓不见效，或是他们认为还不够， 就使出了第二招曰骗。 这就是他们所谓的“攻心战术”，向你大谈起“坦白从宽，抗拒从严”的政策。不过坦白是从来不可能有宽大的，除非你被用来做诱供其他人的工具，即便如此，则今天宽大处理，不等于明天不推倒重来。而当你感到并没有得到宽大时， 辩证法的妙用又来了“宽大处理不等于不处理嘛。 ”“宽大也不是无边的嘛。”

    我断然否认了有任何“罪行”可交代的。于是就转入第二轮的“政策攻心”。他们装出了“苦口婆心”的姿态，一再念诵那“坦白从宽，抗拒从严”的符咒经。还说他们是如何如何地在为我好，

    “你千万不可误会，我们是在帮助你，决不是要想打击你。

    我也装出深受感动的样子说：

    “当然，当然，我决无误会之理，帮助和打击完全是黑白分明的两码事，那有误会的可能？又不是黑的和灰的或还需要人提醒。”

    当他们听出了我话中的话后，马上勃然大怒，又换了一副嘴脸：

    “你交代也罢，不交代也行，我们是重证据不重口供的。我们有人证、物证，足够判你重刑！”

    啊呀呀，即使到了后来他们不得不摊牌，问具体的事了，也无非是“你对某人说了某话没有？”那也只是些连言论也算不上的话，因为那些一言半语，何尝“论”过？即使有人咬定了检举你，又何尝谈得到“物证”？

    我首先被关以后，原右派队又陆续地有人被送进了分流庙拘留所。他们是前文提到过的陈咏春，原华东师范大学俄语系的陈象哉，上海师范学院数学系的郭厚祯，外语学院俄语系的周善成等人。他们都分别被关在里面的号子里。

    郭厚祯是一位来自溧阳农村的大学生，为人特别忠厚老实。说话不知道防备别人，所以当然也落入了被审查的结果。审了一、二次就被带上了手铐，进行“闷关”不问了。

    周善成是个喜爱说话的人，他信奉马克思列宁主义，于是得了一个法国马克思的外号。他怎么也想不通，难道我们的社会是马列主义的社会主义社会吗？所以平时牢骚较多，被关了进来。审讯中，一再要他交代思想根源。他说思想难道有罪？审讯员作了肯定的回答。周于是抓住了话柄，说“我昨晚做梦，梦中想和伊丽莎白女皇相好，为什么不送我上国际法庭呢？”气得审讯员也把他铐了起来。

    陈象哉在上大学前曾当过兵，是个空军中尉。他来农场后有过一段逃跑的经历。和他一起逃跑的是一位来自上海第一医学院的右派学生徐洪慈，他告诉大家说，当时他们两人认为在农场不会有前途了，便选择了勇敢的逃跑之路，试图通过西藏跑到国外去。从农场逃走是很顺利的，但到了将要进入西藏时，他畏缩了，在送徐洪慈上了去拉萨的车后，回到了农场。他对此十分惋惜，因为徐并未被抓回来，想必已远走高飞去了国外。陈说过这话就被认为有逃跑的企图；他当过兵，又去过白云山游玩，也许面对着古战场说了些什么，于是说他想上山打游击。提审时也被铐了起来逼他认罪。上海在有法国租借的时候，法租借巡捕房（即警察局）的包打听（即密探）大多为苏北人，人们憎恨这些人，由此便贬称苏北人为“法国人”。周是苏北人，大家拿他开玩笑，他也不在意，接受了这个“法马”的雅号。他的信仰和现实的矛盾始终得不到解决，平反后，得了精神病，不久去世。

    在90年代我们又见到了徐洪慈， 他当年也并未能逃脱厄运。在边界线他被捕了，因为当地的劳改农场需要劳动力，就未被送回，就地判刑劳改。云南的劳改农场条件远比安徽苦，他挨满了刑后又逃到了中蒙边界，越界成功，到了蒙古。在蒙古他作为偷渡犯被捕，却也因当地的伐木场需要劳动力而被判刑劳改。在伐木劳改场渡过了艰难的岁月，刑满也是留场就业成了在蒙古的华侨。娶了一位蒙古姑娘为妻，生儿育女。80年代，知道国内右派平反的消息，举家南回，被安排在金山石化厂工作。

    其实以上的几位和我都并无太多接触。然而，不管是他们的事，还是其他右派队里被揭发出来的一些言谈，都被某种幻想联成了一个大案件。而他们幻想中这个大案的头便是我！

    说到逃跑，便联系我的社会关系，幻想有大学教授做我逃到国外的后盾。说到打游击，我也曾去凭吊过古战场。

    当然，只要还有一点头脑，是决不会相信存在着这样的案子的。然而，干部间的勾心斗角却不惜在他们所管的属下中制造冤案。其手段之狠毒、天良之丧尽也就可见一斑了。后来在文革中，最高当局间的权力之争不惜以全国人民为其牺牲，不惜拿对自己恩重如山的部下开刀，其手段亦如出一辙。

    我如果象某些人那样软骨头，顺着他们的提问瞎说，那可真会构成一个涉及许多人的大冤案的。这样的软骨头并不少见。在当时，虽说是不重口供，但如果你供认了，当然自找苦吃。你要是坚决不认，他们毕竟也得找些根据。只要有一个人检举你一句话，证据便有一半了。如果你认了，当然就此定局。如若你否认，他们得找一个旁证。于是他们找了一个人说“某人对某人说过某话，他们都承认了。你当时也在场，你如不揭发，则与之同罪，……”或者他们说“某人检举某人某句话，他说你也在场的……”。这个办法往往就会见效，被问者如果是个软的，当然就供了。有时他并不全软，却是个半软，他会在第二种诱骗下上当，他会想：我什么都不肯检举是要吃苦头的，我并不想出卖人，但既然某人已检举了，那么我也承认，反正不是我检举的。还有其它的话我就并没有说出来呢。但是他错了。一个人的检举没有旁证是构不成证据的。